引言
“委托代理理论”和“企业投资理论”是什么？本文将阐述个人观点。
1.委托代理理论
Jensen和Meckling在权衡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提出了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人与代理人都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在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委托人通过监督和约束代理人确保代理人不会作出损害自身利益的决策，同时代理人需要承担保证金为自己的决策进行担保，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监督成本、担保成本以及剩余损失等，都属于代理成本。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产生代理成本的主要原因。
目前，大多数研究按照委托人和代理人角色差异将企业的代理成本分为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三类。第一类代理成本指的是企业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第一类代理成本是企业两权分离下普遍存在的问题。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可能只反映了他们个人的利益，而不是股东的利益。企业管理者往往只拥有企业的经营权而非所有权，在任期内，管理者承担企业经营过程中全部的成本，但却只能享受薪酬部分的收益。
企业管理者拥有的内部信息更多，可能会为了获得自身的利益隐瞒信息损害股东的利益，例如管理者通过增加在职消费提高自身的收益。而管理者出于自利动机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难以被股东识别，Fama和Jensen发现，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能够降低企业的第一类代理成本，独立董事出于声誉管理动机，会积极监督管理者决策，抑制管理者的自利行为。第二类代理成本指的是企业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
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往往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中较为普遍，Shleifer和Vishny发现，集中持股例如企业的一个或多个股东持有很大比例的股权，更高的股权集中度使得股东能够获得企业的控制权，此时大股东可能会出于自利动机进行决策，这可能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即产生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隧道效应”就是由于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所谓“隧道效应”指的是企业大股东通过资产转移、证券回购等隐蔽的内部交易方式转移企业资产，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第三类代理成本指的是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
Jensen和Meckling发现，不同的融资方式下代理成本并不相同。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通过增加债权融资的方式维持企业业绩增长和竞争能力，但是债务扩张可能会提高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或破产的风险。在开展新的投资项目时，债权人和股东会由于利益冲突产生代理问题。即使面对较高的债务风险，只要项目是有利可图，企业所有者仍会采取债权融资的方式获得资金。
此时，对于债权人而言并不愿意为了固定利息收益而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因为，对于企业所有者而言，即使项目投资失败，他们也会由于拥有企业的大量股权而成为最大受益者，而债权人却要承担风险。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会使得债权人提高对企业的债权融资限制，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以保障自身的权益。
2.企业投资理论
企业投资理论为研究企业投资决策的动力、时机以及影响后果等一系列课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投资理论源于古典经济学，经历了凯恩斯投资理论、新古典投资理论、现代投资理论等阶段。古典投资理论是企业投资理论的基础，古典投资理论的前提假设为信息完全市场、有效市场以及理性人。
古典投资理论认为，市场中的理性参与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偏好，基于市场中的完全信息判断和决策，最终选择投资收益最大化的投资项目。投资活动是企业为了获得未来收益进行的自有资本垫付行为。古典投资理论是对企业不同时期投资决策的静态分析，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企业投资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否进行投资活动取决于投资项目为企业带来的预期利润。20世纪0年代，凯恩斯出版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利率决定投资的理论观点，对古典投资理论进行修正，标志着凯恩斯投资理论的产生。
凯恩斯投资理论引入了资本边际效率的概念，具体指的是投资活动的预期收益现值与投资成本的比值。当企业的预期收益率高于当期实际利率时，该项投资活动是有利可图的；当企业预期收益率低于当期实际利率时，无法进行该项投资活动。凯恩斯投资理论认为，当企业投资活动的收益率既定时，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取决于利率水平。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兴起。
在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上，Jorgenson提出新古典投资理论，在理论模型中引入了企业生产函数，假设企业的生产要素之间可以自由替代，利用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产出探究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企业的投资行为。新古典投资理论是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采用边际分析法讨论企业投资收益最大化下的企业决策。
.企业融资决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企业的融资决策分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自从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MM定理以来，大量的学者关于企业融资决策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企业资本结构调整进行展开。DeAngelo和Masulis认为，企业存在一个最优的目标资本结构，企业权衡债务成本与资本收益后，调整资本结构使其达到最优水平，即资本结构的权衡理论。
动态权衡理论认为，企业的实际资本结构并不总是处于最优状态，而是依据调整成本和收益权衡后的动态调整结果。实际上，企业通过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方式进行资本结构调整时也会影响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虽然传统理论认为资本结构调整通常是由于股权融资决策和债权融资决策的变动，但是近年来有学者发现企业存在通过隐藏债务的方式调整资本结构。
识别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厘清企业融资决策调整的内在动因和外在机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为此，本部分分别从企业微观特征和宏观经济环境两个层面梳理企业的融资决策变动即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在企业微观特征方面，很多研究认为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投资机会是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一方面，当企业内部现金流难以支持投资活动时，通过增加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是企业获得更多资金支持的方式。
Faulkender等证明了，企业的现金流状况是资本结构调整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不仅会影响资本结构目标，同时会影响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另一方面，企业拥有的投资机会也是企业调整资本结构的重要动因。可以将企业拥有的投资机会看作看涨期权，拥有投资机会更多的高成长性企业，扩大企业规模的动机也更强，借助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进行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能够有效支持企业投资活动。赵卿探究国家产业政策带来的微观效应时发现，企业投资机会的增加能够促进股权融资和借款能力的提升。企业内部特征因素不仅会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还会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方式。
周茜等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决定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方式的主要因素包括企业过度负债程度、成长性特征以及公司治理水平三种。过高债务负担导致的融资成本大于资本收益，但过度负债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的债务资金往往用于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减债成本较高，企业往往采取“增权”的方式进行去杠杆。而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够约束企业的金融决策，缓解代理问题，治理水平高的企业管理层会更多地采用“增本+留利”增加企业现金流的方式进行去杠杆。
已有研究还证明了企业的择时行为会影响资本结构，但是刘澜飚和李贡敏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虽然存在着股票融资和债务融资的市场择时行为，但是其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范围较小。此外，企业的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以及高管股权激励等企业特征也是资本结构调整的关键因素。
陆正飞等发现，在短期内，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倾向更为明显。盛明泉等基于股权激励的视角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强度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在企业融资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经济周期、行业竞争环境、市场化进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业政策、资本市场管制、资本市场开放、高铁开通、税制改革以及法律环境等宏观因素。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大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政府部门启动“四万亿计划”等措施释放流动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也引发了非金融企业加杠杆的现象。
非金融企业债务攀升会提高企业违约概率，还可能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冲击。杠杆率高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而已有研究发现提高企业融资成本是促使企业下调资本结构的重要路径。在中国法制化建设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李晓溪和饶品贵检验了设立破产法庭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设立破产法庭提高了破产司法的工作效率，强化了债务人的约束机制，提高企业对破产风险的敏感度，企业加杠杆的成本更高，从而向下调整资本结构的速度会加快。中国信贷资源配置偏向性导致的金融资源配置扭曲是非金融企业在金融危机后加杠杆的主要原因。
刘哲希等认为，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能够协调经济增长和杠杆率稳定的双重目标，但是在债务扩张期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会继续助推企业加杠杆倾向，企业容易陷入借新债换旧债的恶性循环状态，进而降低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效率。陈艳和李佳颖发现，以促进金融稳定为核心目标的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机制能够防止银行信贷过度扩张，改善企业融资环境，有效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快企业实际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