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文主要对有助于解释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存在性和调整的权衡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进行详细说明。（仅代表个人观点）
1.权衡理论
在权衡理论的发展历程中，以是否跨期分析为界，分为单期的静态权衡理论和跨期的动态权衡理论。静态权衡理论始于对MM理论“完善市场”假设的放松，认为收入被征税的情况下，企业存在最优杠杆水平。
债务利息的避税作用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而债务率的上升会增加企业产生破产成本的可能性，由破产和重组引起的直接成本以及运营效率下降、投资机会减少等间接成本会降低企业价值，从而抵消杠杆的税收优势。因杠杆引起的企业融资和投资策略变化对企业价值的负向影响随杠杆率的上升而上升。因此，对于负债较少或没有负债的企业，市场价值随杠杆率上升而上升，而当杠杆率超过一定水平时，企业价值将下降，存在一个于企业价值而言的最佳杠杆水平，出现在债务资本的边际避税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
在存在税收的条件下，有杠杆的企业市场价值等于无杠杆的企业市场价值加上节税收益，减去破产成本的现值。随着权衡理论的不断发展，负债的成本和税收利益范围逐渐扩大。Jensen认为负债增加了企业承担包括监督成本在内的代理成本。DeAngelo和Masulis提出例如折旧扣除、投资税收抵免等的非债务事项同样存在避税效应，企业选择的债务水平与非债务税盾负相关。
结合负债成本和收益，企业最优杠杆水平在负债的各类成本和税盾收益的综合权衡下决定。静态权衡理论解释了企业最优杠杆的存在和决定条件，但不能完全解释现实中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现象。因此，动态权衡理论在静态权衡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将资本结构调整成本考虑在内，试图分析企业资本结构在多期内的变化和再融资选择。
动态权衡理论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因为企业盈利能力和股票价格均随时间发生改变，所以企业目标资本结构处于动态变化中。其次，企业存在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的趋势，交易成本会减慢企业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高调整成本延长企业杠杆与目标杠杆的偏离时间。
企业始终处于向最优杠杆趋近的路径上，但调整成本阻碍企业持续调整资本结构，较小的调整成本导致杠杆率的较大变化。经营状况持续良好的企业会增杠杆以获取债务的税盾效应，而经营不良的企业面临流动性危机，可能选择出售资产以偿还债务。因此在存在摩擦的动态经济中，大多数企业的杠杆率在多数情况下会偏离最优杠杆率。最后，调整成本受多种因素影响且表现为不同形式，例如股东与债权人间的利益冲突和财务困境成本，二者使企业最初选择保守的资本结构，而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相反，前者减慢企业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的趋势，后者则加快企业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的趋势。
另外，不同的调整成本形式也可能导致不同的资本结构行为变化。与静态权衡理论相比，动态权衡理论着重强调了调整成本对资本结构动态变化的重要作用，调整成本和调整收益的权衡为企业决定是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资本结构提供了依据。
2.代理成本理论
Jensen和Meckling首次将委托代理关系引入资本结构分析框架，认为股东、债权人与企业经理人三者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产生了两类代理成本。一类代理成本被称为股权代理成本，源于外部股东与企业内部经理人的利益冲突。股东和经理人分别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决策权，所有权和经营决策权的分离为经理人利用企业资源谋取私利、损害企业价值和股东利益提供了契机。
权责不对等使得经理人对工作尽力时获得的回报仅为小部分利润，但可能承担所有成本，而进行额外消费时仅需承担小部分成本，却获取全部收益，加之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经理人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动机。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现金流充裕企业的经理人在自利动机驱使下可能滥用现金资源和过度投资。且出于避险目的，经理人可能过度投资于低风险低收益项目而非高风险的创造性活动，损害企业价值和股东利益。
引入债务可以减少企业自由现金流，抑制经理人滥用现金资源的自利行为，激励经理人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从而降低股权代理成本。在债务期限选择上，有学者认为短期债务具有较长期债务更强的治理功能，原因是短期债务的更新性提高了银行监督企业的持续性，且银行可通过停止续贷约束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引入债务可能导致另一类代理成本，即产生于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突的债权代理成本。债权人具有优先求偿权，股东为扩大自身利益可能采取不利于债权人的行为，如引导企业投资高风险项目，增加债权资金风险等。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了补偿或控制放款风险，债权人可能提高利率或限制资金用途，导致债权代理成本上升。企业总代理成本为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之和，Jensen和Meckling认为企业最优资本结构是使总代理成本最小的资本结构。债务对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分别起降低和提高作用，故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应为平衡两类代理成本，最小化总代理成本的债务水平均衡点。代理成本理论运用权衡的思想，同样为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存在性提供了解释。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效应分析
企业在去杠杆时，一方面受信贷资源可得性的制约，另一方面需根据杠杆调整方式的成本进行权衡。作为一国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着企业外部融资环境，既影响企业信贷资源可得性，也影响企业不同杠杆调整方式的相对成本，进而影响企业去杠杆效果。
从信贷资源的视角来看，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会推动信贷投放规模扩大、利率下降，从而降低企业获取信贷资源的难度和成本，进而提高企业债务水平，阻碍企业去杠杆进程。虽然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挤出效应”，可能通过减少企业投资支出约束企业的负债行为，但我国企业与地方政府普遍存在政治关联，地方政府易对企业内部决策形成干预。财政支出的快速扩张，反映了政府刺激当地经济发展的意愿，这种意愿将增强政府对公司内部决策的干预，迫使企业扩大投资，从而增加债务融入。
另外，在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下，企业融资成本下降，同样可能推动企业债务水平上升。国内部分研究探讨了经济政策对企业杠杆的影响，如苏冬蔚和曾海舰指出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反经济周期变化，在宏观经济上行时下降，宏观经济衰退时上升。而宏观经济政策通常被用以平抑宏观周期波动，具有逆周期性，故公司杠杆率可能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作用，与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正相关关系。
王宇伟认为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下，金融资源的产权错配和行业错配将推动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因此宽松的宏观政策不利于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从杠杆调整方式的视角来看，政策宽松时期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的相对成本差距缩小，且与融资困难企业相比，过度负债企业更易获得银行贷款，企业选择外部债权融资的倾向增加，选择“增权”方式去杠杆的倾向相对减小。
最终债权融资相对股权融资增加，过度负债企业的杠杆率进一步偏离最优水平，企业财务风险亦进一步加剧。结合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去杠杆进程和采取“增权”去杠杆方式相对倾向的影响，宽松的宏观政策可能削弱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的积极性和效果，从而降低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对创新水平的正向作用。综上分析，提出假设：H：宏观经济政策越宽松，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对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越弱。
4.资本市场发展的调节效应分析
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改善企业融资结构。Loof的研究表明，以股票市场为主导的国家企业较以银行为主导的国家企业融资灵活性更高，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更快。
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取决于调整成本的大小，当企业利用股权融资调整资本结构时，调整成本即为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交易时产生的摩擦成本。由此资本市场发展程度越高，市场效率越高，企业利用股权融资调整资本结构的成本就越低，过度负债企业就越愿意通过股权融资达到去杠杆目的。资本市场发展在企业去杠杆方式选择中存在积极的直接和间接作用。
直接作用方面，正如前面提到的市场效率，资本市场发展为企业进行股权融资从而增加权益资本提供了更完善的渠道，提高了企业以相对低成本融入股权资金的可能性，即增加了企业采取积极的“增权”去杠杆方式倾向。间接作用方面，资本市场发展有助于吸引机构投资者，加强公司治理，而高治理水平公司较少采用不积极不稳妥的方式去杠杆，降低了企业采取消极去杠杆方式的倾向。
在股权融资的去杠杆效果上，李文华指出，无论是场外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还是场内的市场股权融资，均具有巨大的降杠杆作用。因此在直接和间接作用下，资本市场发展促进过度负债企业积极稳妥的去杠杆，通过增加权益资本降低负债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发挥积极稳妥去杠杆方式对创新的提升效应，避免不积极不稳妥去杠杆方式对创新的抑制效应。
另外，过度负债企业往往存在“规模扩张”的动机，资本市场发展为过度负债企业在降低破产风险的同时实现规模扩张，进而支持创新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在资本市场发展较高时期，过度负债企业采取积极去杠杆方式的概率增加，去杠杆效果显著，财务风险明显下降，去杠杆对创新水平的正向作用将增强。综上分析，提出假设4：H4：资本市场发展程度越高，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对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