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国际货币在商业体系中有哪些问题？总的来说，货币出场为商品矛盾的转移提供条件。商品二因素矛盾的解决依赖于交换过程的顺利推进，使用价值和价值各得其所。商品二因素同劳动二重性相统一，具体劳动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呈现，抽象劳动则由商品价值来表达。
货币内在矛盾在商品矛盾转移中的凸显
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的这一双重性在私有制商品经济中上升为矛盾体的对立面，该矛盾的解决程度直接决定商品交换过程的顺畅程度，也即决定商品矛盾的解决进程。私有制经济条件下，劳动的二重性形成的私有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成为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演进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转化为社会化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因此可以说，对商品基本矛盾的解决很大程度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及资本演进的重要推动力。货币价值形态的出场为商品矛盾的解决提供新途径，使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商品与货币相对立的进程中重新展现，将商品二因素矛盾外化：一方是代表使用价值的商品世界，另一方是代表价值的货币。也就是说，货币的历史呈现促使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转换为货币与商品的矛盾，表现为“货币世界”同“商品世界”的对立。
毋庸置疑，货币的出现能够有效缓和商品矛盾，尤其是缓和了商品交换的矛盾，但就商品矛盾本体存在层面，这仅仅是对矛盾的外在化或外在转移，并由此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即商品矛盾在货币形态上的缓解必然在后者发展演变中再次转移，同时也为货币自身内在矛盾的发展演变埋下伏笔，这由商品货币流通中的规律所致。货币职能发挥中呈现其内在发展矛盾。货币内在矛盾，也即“价值的社会属性同个别使用价值的矛盾”，归根结底源于商品矛盾。
价值尺度职能的发挥要求货币在以其为中介的流通中真实展现实物价值，“它必须以其金体出现，因而作为货币商品出现”。价值尺度发挥着衡量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功能，是商品世界劳动产品社会性的一种特殊显现，是内含于商品中的价值外显，但价值尺度赋予一种具体且特定的劳动产品以抽象价值的物质代表，使货币具有社会劳动财富的垄断权。“这是抽象价值同具体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体现，也是具体货币衡量抽象价值的局限性的初始体现。
另一方面，货币作为商品世界的完成形式，使人之间劳动的社会性质从物的关系转移至货币关系。也就是说，货币作为衡量商品世界的价值尺度，同时塑造了社会对货币权力的盲目崇拜，进一步掩盖了劳动的社会性质，使商品拜物教向货币拜物教蔓延，逐渐偏离社会劳动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言：“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价值尺度促使社会对货币本身趋之若鹜，对其背后的生产劳动实质却愈发掩盖，这也促使交换价值代替使用价值逐渐成为社会追逐的主要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体货币形态的有限性同社会对货币追求的无限性出现矛盾，商品货币在流通中的局限性就此意义上也得以呈现。因此，货币内在矛盾为货币的进一步演进提供内在动力，货币逐步摆脱其依托在个别材料的使用价值上的局限成为其演进的必然趋势。
同时，货币的流通手段很大程度扩展了商品交换在时空上的限度，但买卖分离使货币同其价值的实物代表相分割，并为危机的潜在生成埋下隐患。单个商品交换在卖出商品同买回实物的往返活动完成后就达到本轮交换的休止点。买卖时空分离及交换的复杂性增加了价值的实现难度，商品形态向货币形态转换过程的不确定性为商品交换的继续推进蒙上阴影，商品购买与售卖的不同步性为社会虚假需求提供条件，进而使商品矛盾的解决过程变得扑朔迷离，当商品向货币的“惊险跳跃”失败，最终摔坏就是商品占有者。
时空分离促使商品买卖过程的独立化运行，而其最终受制于商品矛盾，当这一独立化运作态势破坏了商品同货币的形态转换，阻碍了流通过程的正常运作时，新流通工具介入以代替货币执行某些职能便水到渠成，甚至会通过强制手段介入以恢复流通过程的持续。正如马克思所说：“当内部不独立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不过，货币流通职能的发挥虽然可能招致暂时性的生产过剩，但就整体维度而言，价值实现在总量上依旧保持平衡，危机仅仅是可能性意义上的存在。只有当货币支付手段得以充分发挥时，危机才上升为现实和必然。
正如马克思所言：“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成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显然，这需要信用的充分发展这一必要条件。总之，货币矛盾根源于商品矛盾，尽管商品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并且这种不断发展的新形式还将以货币形态的发展演进持续呈现，然其实质依旧没有也不会根本改变。在一定社会形态发展视域中，根本矛盾具有内生性，其存在及作用具有持久性，伴随时代发展改变的是矛盾展开的具体形式以及在促使矛盾缓和的进程中陆续出现的具体工具或手段，这也就整体发展层面为信用作为矛盾缓和工具的出现定下基调。
不仅如此，货币自身的演进过程内含信用向度，是助推货币虚拟化的关键因素。货币资本流通形式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显性标识。上述可知，货币资本是资本总循环中生产进程的初始阶段，其运作及循环形式为“G…G”，可以看出，该阶段起始点同“复归点”都指向货币，这同资本本性趋于一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循环过程根本追求的一种显性昭示。通俗而言，该流通过程清楚地表明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赚钱动机”。
伴随商品流通及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参与生产过程以攫取利润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获利的唯一必要途径，同时，随着技术进步导致的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固定资本比重持续提升，不仅使资本利润率呈现相对甚至绝对下降趋势，而且还占据较大资本，进而成为限制更多资本在流通中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产业资本投资中“抽身”成为多数资本家的迫切需求。
另一方面，产业资本中货币资本逐渐从最初资本总循环系统中分离，货币资本家逐渐独立化，货币资本拥有者在整合社会资本资源，向缺少投资资本的资本家提供货币资本，并在剩余产品出售后获取总体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利润作为利息。关键的是，信用因素在资本流通及积累中的介入推进了股份公司的发展，资本的利用及积累逐渐走向社会化，资本所有者不需要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仅仅通过购买股份公司发行的股票，就能够拥有一定时期从公司盈利中获取股息的权利。资本所有者同资本使用者逐渐分离。
生息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的分离及独立，虽然就整体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言，仍然属于剩余价值生产总过程的一部分，但就不同资本形态的发展及运作，生息资本将资本的剥削本质更加显露无遗，是一种“赤裸裸”的“不劳而获”。伴随生息资本独立化趋向的普遍化发展，生息资本家逐渐演化为食利者阶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渐次化身为食利国，将攫取剩余价值的魔爪伸向全球，而发展中国家自然成为食利国公然掠夺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