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清和智本社社长
以企业家精神为主线，开启一场跨越多年的经济思想及方法论的大巡礼。
在年出版的《国富论》第一章“论分工”中，亚当·斯密如此“慷慨”地写道：“其中技术变迁以分工加速知识积累的形成，成为报酬递增永不枯竭的源泉”。
斯密刚打开经济学大门之时，就已窥得经济增长的门径，不过，他很快又退缩回去，在“自然秩序”的范畴之内，形成自洽的门格尔认为的“肤浅”的逻辑。因为斯密很快发现，倘若任由知识积累推动规模递增，市场集中、垄断也就不可避免，如此背离了自由竞争这一大的学术前提。
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贵族学者，斯密绝对无法容忍学术上的逻辑冲突。但这一谨慎的且合乎时代的论述，等于关上了人类洞悉经济奥秘的大门，以至于经济学家长期无法在古典主义范式中发现经济增长的本质以及人的价值，更不要说企业家才能。
多年来，经济学家试图从《国富论》中挖掘出一套自圆其说的学术范式。最终他们发现了“看不见的手”，而这句话在整本书中只出现过一次。在“看不见的手”的逻辑体系下，自利之心作为驱动力，生产要素进入一种自我调节配置的高效状态。如此，一个完整的自洽的古典主义学术范式就形成了。
但“看不见的手”到底是什么呢？
英国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中心主任、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艾玛·乔治娜·罗斯柴尔德曾提出颠覆性的观点，说“看不见的手”不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重要概念，而是在开一个反讽的玩笑。
早在《国富论》之前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斯密也提及过一次“看不见的手”。今天，不少人误以为，《国富论》基于自利心，《道德情操论》基于同情心，二者相互矛盾又互为补充。
实际上，但凡细读过《道德情操论》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斯密多次强调，同情心无关利己与利他，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同感”。这一底层的心理，触发人类仁慈与正义的美德，以及谨慎的美德。斯密认为，仁慈、正义的美德出于利他，而谨慎的美德出于利己。所以，在斯密看来，利己与利他的初衷都可以产生美德。
斯密的学术思想主要来源于斯多葛学派的基督教伦理学及美学，其延承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及其导师哈奇森关于仁爱德行的基督教思想。但在同时代，还有一种与仁爱互为对立的学说，那就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及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等主张人性之恶、自利以及自爱思想。
亚当·斯密在第七卷介绍了孟德维尔的思想，孟德维尔认为，人类的美德完全源于人的自私，社会发展来自人们对各自激情及自我欲望的追求。孟德维尔在《蜜蜂寓言》表达的“私恶即公利”的观点，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自幼涉猎甚广的斯密思维开阔，擅长博采众长。他吸收了霍布斯、孟德维尔等人的思想，巧妙地从同情心衍生出基于自私、自爱的谨慎美德，从而构建了完备的社会伦理学体系。
《道德情操论》帮助斯密赢得广泛声誉，使其跻身欧洲一流学者的行列。在伦理学历史上，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并非在学术上“兼收并蓄”，而是具有启蒙意义。
斯密所处的历史年代，正处于欧洲思想启蒙时期，牛顿创立了经典力学理论彻底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原有的教会权威被打破，人的思想开始挣脱神学的束缚。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求学期间，就对牛顿的自然哲学非常感兴趣。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多年的讲义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部分手稿“自然神学”。但是，作为一名“以德报怨的好基督徒”（其好友休谟的评价），斯密注定不可能像休谟一样变成无神论者。
所以，斯密信奉的是当时流行的自然神学。他承认上帝的存在，但同时以理性和经验来构筑上帝的教义。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这样写道：“管理宇宙这个庞大的机体，关怀一切有灵性、有知觉的生物，这些都不是人的职责，而是上帝的职责。人对他自己的幸福，对他的家庭、朋友和国家的幸福的关心，被指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而这是一个更适合人的有限的智力与能力的职责范围，所以我们不能以思考高尚的事情为借口而忽略我们职责范围内的小事情。”
简而言之，他认为上帝是就像“钟表匠”设计了世间万物运行的规则。宇宙大事及世间规律归上帝管，追求幸福及道德情操则是人类自己的责任。这就意味着，斯密将道德从传统宗教中脱离出来，拒绝教会充当上帝在人间的中介，道德不服从于教会教义，而与上帝的规则一道，共同服务于人类的幸福。
从《道德情操论》来看，亚当·斯密发现了“人的价值”，将人从“上帝之手”中“解救”出来，可以主动追求人类的福祉，关爱他人的幸福。但是，为什么《国富论》中，斯密又似乎退缩到“上帝主宰”，将人置于“看不见的手”之下支配呢？
后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解释为市场规律，或者说实话市场规律的一种隐喻。实际上，《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市场规律四个字。以斯密的学术背景以及当时时代来说，斯密不大可能直接跳脱到绝对的科学主义，所以“看不见的手”最可能的解释是自然神学——上帝之手。实际上，在一次谈及早期宗教思想时，斯密将希腊神话众神之王朱庇特称为“这只看不见的手”。
按照英国的贵族血统推论，出生于贵族的斯密具有很强的精神洁癖和精英主义。他在《国富论》中有一个不太显眼的论述，“中下层人”按照自利驱动追逐利益。他还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应该支持一个辛勤逐利的坏人，还是一个懒于劳动的好人？
德国历史学派为了攻击古典主义，他们认为斯密这两本的学术思想正如这个疑问一样是矛盾的，属于“斯密冲突”。但是，斯密早已表明，这两本书并不冲突，而他的解释就是神学理论。
他认为，自然秩序是由神设计的。上帝安排了一切，不管是人类的善良，还是对自私自利的设计。上帝不会因为人们思维中的各种品德的优劣，单纯地惩恶扬善。勤劳地追逐个人利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机制，也是上帝设计的有助于增加社会福利的规则。
所以，在斯密的学术思想体系中，自然神学是最高的理论，整个宇宙规则都是由神设计的，这属于宇宙起源的发现程序；但人类福祉则是由贵族及精英追求的，彰显着人类的同情心以及美德，这属于贵族价值的发现程序；中下层的人及芸芸众生又是受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支配，并追逐自我利益，这属于市场机制的发现程序，但不是人的发现程序。所以，在他看来，《国富论》是一部远比《道德情操论》低级得多的作品。这就不足为奇了。
斯密那个年代深受牛顿宇宙观的科学思想的影响，斯密不仅熟读牛顿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他在自己的早期学术生涯中甚至还写了一部天文学史，其最后10页赞扬牛顿的体系。斯密在临终前再三嘱咐将其全部手稿烧毁，也包括自然神学，但他却唯独抽出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份，那是他对牛顿体系的评价。
所以，试图像牛顿的体系一样，构建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理论，以比天体更为解释复杂多变的人类行为，似乎是合理的。严格上来说，牛顿是经济学的祖师爷，他的宇宙观深刻地影响了古典主义的均衡范式，其微积分及数学分析方法是统治经济学主流的实证方法论的基础。
另外，在工业时代早期，工厂开始兴起，还没有出现托拉斯式的巨头，也没有诞生摩根级别的巨富，大部分工厂主与普通工人一样劳作。与传统贵族相比，他们缺乏足够的社会地位、文化知识甚至财富规模。所以，当时是一个小企业、小人物的大市场时代，再加上受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的影响，斯密发现了市场体系的力量，而没有发现人的价值，也是理所当然的。
总结斯密的市场思想体系，从自然神学到“看不见的手”的支配，综合牛顿均衡宇宙观、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运用霍布斯、孟德维尔的自爱伦理学说，形成了一种基于自利驱动的市场学说。
斯密的市场学说的伟大之处在于，与牛顿天体思想一样，揭示了经济世界的普遍联系，构建了一个稳定、均衡、客观、和谐、完美的自发、自调、自愈的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内，资本、劳动、土地等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在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的作用下，就像物质运动一样“趋利避害”，达成自我利益最大化同时，也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资源配置最高效。
不过，这个完美的学术体系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生产函数黑箱”。它揭示了经济体系的内在联系，但是没有说明经济体系的本质关系，即利益、财富、福利为什么会增长。在斯密的市场学说中，市场是一个“函数黑箱”，只要输入资本、劳动等生产资料，就会产出商品、财富和福利。但是增加值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牛顿揭示了一个完美的宇宙体系，但无法解释谁创造了完美和谐的天体秩序，也不知道天体运动的原动力是什么，最终他将这些功绩归于“上帝之手”，而斯密也是如此——看不见的手。不同的是，斯密确实在孜孜不倦探索“财富是怎么增加的”，《国富论》的全称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也是早期经济学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