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开办的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之所以集中于矿冶，是由于军事工业对于原材料和燃料的需要，也是帝国主义掠夺我国原材料的结果。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资本大量涌向中国，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丧失了独立性，无论是官僚资本或是民族资本，都只能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发展。特别是官僚资本，更加依附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不愿意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的加工工业发展的，但却需要它们提供原料、燃料。当时我国许多矿冶企业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如个旧生产的大锡，绝大部分都供出口，年云南官商公司改组为个旧锡务公司，与当年滇越铁路通车到蒙自、出口更加方便就有直接关系。帝国主义为了掠夺原料、燃料，还千方百计控制这些企业以及已经开办的官僚资本矿冶业。延长油矿一度为美孚石油公司控制，汉冶萍公司受控于日本垄断资本，都是明显的例证。
可见，随着官僚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其固有的买办性也有了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普遍获得厚利，发展很快，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亏损的仍然很多，原因除了经营管理的腐败外，很大程度就是受帝国主义控制的结果。
如水口山铅锌矿向德国劳维茨公司提供铅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铅每吨涨至一百元时，仍然只能按每吨二十元的价格收费，因为早在清末即已订立合同。日本给汉冶萍公司的贷款，也规定以低价的生铁及铁砂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铁最低时价为每吨一百六十元，公司卖给日本八幡制铁所生铁约三十万吨，铁砂约一百万吨（可炼生铁六十万吨，炼费最高每吨三十元），价格仍然维持生铁每吨三十元、铁砂每吨一元五角不变。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开始向金融业发展，办起了近代的银行。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银行作为货币支付的中介人和借贷资本，是适应产业资本发展的需要，随着产业资本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旧中国，银行却首先是适应反动政府财政的需要，同时也是适应帝国主义扩大推销商品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清代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天国革命纵横十七省，各地官府收解赋税。汇兑饷需不便，就将这些业务交给旧式的票号办理。
此外，各省还发行一些不兑现纸币，则由官钱局、官银号进行。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为了维持濒临崩溃的财政，除了大规模举借外债外，对内也加紧了搜刮，包括大量发行不兑现纸币和发行内债。原来分散的票号与官钱局、官银号，至此已不能满足需要。加上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日益深入，中国商品流通的范围日益扩大，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沿海及各口岸城市，旧式钱庄所经营的兑换货币以及向帝国主义银行拆款再借出给商业资本的业务，也不能满足商业发展（主要是为帝国主义扩大推销商品）和金融本身发展的需要。于是，近代的银行便应运而生。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结果，所以，最先出现和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是官僚资本开办的银行。
中国开办的第一家银行，是年由盛宣怀发起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这家银行名为商办，实际上在五百万两银子的资本中，有半数为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僚的投资，另有一百万两为向户部的借款。成立后，即享有种种特权，包括发行钞票、经销公债与存解官款等等，可见，实质上是带有国家银行性质兼营普通银行业务的官僚资本主义的银行。
继中国通商银行之后，年成立了直隶省银行，年成立了户部银行（年改称“大清银行”，年辛亥革命后改为中国银行），年又由邮传部成立了交通银行。户部银行与交通银行总行都设在北京，都吸收有商股参加。户部银行资本四百万两，官商各半，改为大清银行后增资至六百万两，辛亥革命后又增资至一千万元仍是官商各半。交通银行资本五百万两，邮传部占四成，商股六成，辛亥革命后增资至一千万元，官商各半。
户部银行享有铸造、发行货币、代募公债以及代理国库等权利，实际上起着国家中央银行的作用。交通银行掌握铁路借款，管理国外汇兑，也有发行钞票的权利，实质上也是国家银行。此外，还成立了一批民营银行和省办银行，主要的有浚川源银行（年）、信成银行（年）、信义银行（年）、浙江兴业银行（年）、四明银行（年）、裕商银行（年）、浙江银行（年，后改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北洋保商银行（年）、天津殖业银行（年）等。总计自至年的十五年中，中国共开办十七家银行，其中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九家，民办的八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加上北洋军阀政府滥发公债给银行带来优厚利润的刺激，银行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年，全国新设银行九十四家。全国银行资本总额自年的三千六百余万元，增加到年的约五千二百万元。著名的银行有上海商业储备银行（年）、盐业银行（年）、金城银行（年）、大陆银行（年）、中南银行（年）等。加上辛亥革命前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这七家银行实力最为雄厚。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号称“北四行”。上海商业储备、浙江实业、浙江兴业号称“南三行”。
年，“北四行”与“南三行”的存款共一亿九千余万元，占三十九家私人资本银行的58%.此外，这个期间无论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经营的银行，存款额都有较大的发展。如中国银行在至年间，存款由一千八百万元增加至一亿八千六百九十八万元。同一时期，交通银行的存款由三千五百四十二万元增加至一亿一千一百五十一万元；浙江兴业银行的存款也由二百九十四万元增加至二千一百二十九万元。
经过这样的发展，中国逐渐形成华北、江浙、华南三个金融垄断资本的财团。华北财团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北四行”为主。其下又分为以交通银行为中心、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以曹汝霖、陆宗舆为首的新交通系；以金城银行为中心、以吴鼎昌为首的政学系。江浙财团以“南三行”为主。华南财团以广东银行、东亚银行及中兴银行为主。年，三大财团所有的二十一家银行，实收资本共一亿一千六百余万元，占全国银行实收资本总额的73.43%。
此外，各地地方军阀也控制了一批银行。如四川军阀刘湘控制着川盐、和成、美丰、川康和聚兴诚银行；山西军阀阎锡山控制着山西的盐业、铁路、实业及土货等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银行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至年，全国又新设银行七十七家。全国银行资本总额自年的约五千二百万元，增加到年的一亿五千八百余万元。这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正处于停滞与萧条的艰难竭蹶境地，银行业完全脱离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而发展，显然就是畸形的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畸形发展呢？
首先，是北洋军阀政府滥发公债造成的。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政府费用和连年内战的军费开支，一面不断举借外债，一面大肆滥发内债债券。据统计，至年，北洋军阀政府共发行二十七种内债债券（包括公债及变相公债的各种库券），发行总额达八亿七千余万元，实际发行额为六亿一千多万元，其中绝大多数是年以后发行的。这些公债大多交给中国，交通两行承销。中、交两行又抛出部分公债向民办银行和钱庄拆款。
由于经营公债的利润很高，最低八五折，加上利息，平均三分左右；拥有公债，还可作为发行钞票的准备金，扩大钞票发行的数量，又可进行投机活动，所以，公私行、庄都乐于放款承销公债。此外，北洋军阀政府还发行各种记名和不记名的国库证券，以“盐余”作抵进行借款和向各银行进行短期的借款、垫款、透支，共一亿七千多万元。银行经营这些证券和发放借款、垫款，也能获得很高的利润。这一切，大大刺激了银行业的发展。
结语
于是，随着北洋军阀政府举借内债数额的增大，银行如雨后春笋，大量产生。年，全国华商银行已发展到一百四十一家，其中总行开设在北京及天津的，即有三十七家（北京二十三家），占26%以上。“北四行”有三家总行开设在北京（盐业）、天津（金城、大陆）。当时北京一带工商业并不发达，这里集中开办这么多银行，主要是为了进行公债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