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就如同拥抱自耕农梦想一样，租佃制受到美国社会的激烈批判，后者被认为是与杰斐逊的家庭农场梦想背道而驰的。
对这种观点最典型的表述来自托马斯·本顿，虽然杰斐逊式的自给自足家庭农场受到广泛的推介，政府土地政策也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自19世纪中期以后，租佃制在美国农业中不仅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自从美国政府正式统计租佃制的比例以来，美国社会上就一直存在着乐观派和悲观派两种对立的观点。
乐观派认为：农业中存在着一个像阶梯一样的地位变化程序，最低层是农业工人，最高层是家庭农场主，租佃制是从农业工人上升到农场主的中间步骤，对于资金不足的年轻人来说，要想实现家庭农场的梦想，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先租赁一个农场，努力劳动，逐渐取得农场的全部所有权。
一位衣阿华共和党人说：“除非他在购买了农场、修建了房屋、准备了最好的农具等后手中还剩美元，任何人都不要在来到衣阿华的第一年就购买土地。他最好是在第一年租佃一个农场。”
19世纪末，《华莱士农夫》也刊文认为：“农夫们所犯的最大错误是把太多的资金投入土地，而并没有留下足够的流动资金……如果他租佃土地而剩下资金用于农场经营的话，将比花大量资金购买土地，而导致农场经营资金不足要好得多。”
根据阿塔克和巴特曼的研究，租佃农场比购买农场要便宜得多，如果租佃经营一个价值美元的80英亩的农场，佃农所需要投入的是57美元的农具和美元的牲畜，总共需要美元；而如果购买经营，其所需费用则是美元加上美元，总共为美元。
租佃经营所需要的资本仅占购买所需要的资本1/7。在中部和中西部诸州，在—年间成为农场主的人中有30％曾经做过佃农。一般的农业劳工在20多岁后期到30多岁初期成为佃农，继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再上升为独立农场主。
在伊利诺伊州，从工人到佃农再到独立农场主一般需要：6.2年的劳工期，11.1年的佃农期。对农业阶梯理论最明显的表述来自农业部的专家们，负责年农业调查的总监针对19世纪末租佃比例的上升，想当然地认为：
“自年以来，由业主所经营的农场增加的速度要快于农业人口增加的速度。这样的增长只有当先前的农业雇佣劳动者上升为佃农，从而导致租佃农场比例也上升时才会出现。上述佃农数目的增加是从工资雇佣者而不是农场主及其子女那里汲取供应。”
年，农业部的调查报告又重复了上述观点。卡罗尔·多腾为该报告所写的序言中称，“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租佃通常是通向完全所有权的方便之路，事实上，它就是农业阶梯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调查报告两位作者埃德温·A.戈登韦泽和里昂·E.特鲁斯戴尔也支持农业劳动者地位阶梯变化的说法，称租佃制只是“只有少量资金，或者除了自己的力气和劳动外一无所有的人开始人生历程，想要日后取得农场完全所有权的必需步骤”。
应该说，大危机以前，在美国国内，持乐观态度的人一直占多数。而20世纪20年代以后，农业地位的相对下降和随后的农业大危机，大量农场破产，或者从原先的完全所有者堕落为佃农，原来乐观的上升阶梯理论受到质疑，悲观派的主张日益受到了重视。
年，针对农业租佃问题的“总统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在过去我们做出土地所有权统计的55年里，农场所有者的比例一直持续不断而且显著地下降，而佃农的比例则相应地上升。”拉温达·考克斯是悲观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他认为：“通过对西部农场主经济状况的历史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倒退是主要趋势。”
虽然美国农业就业比例自从独立以来就呈现下降趋势，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美国农业整体上呈扩张状态，不仅农业用地面积不断增加，而且农场数目、农业就业人口总数也一直在增长。
从年到年，美国人口增长了万，大约40万个家庭，约万人得到了宅地，同时有万人或者通过购买得到土地，或者成为佃农，同期有万人移入城市。美国农场的总数从年的.4万个上升到年的.4万个。
在这种状态下，虽然不排除一些农场主地位退化，沦落为佃农，也不排除部分租佃农场失败，佃农退化为劳工的情况发生，但从总体上看，农场总数的增加表明，农业阶梯理论还是成立的，即从劳工上升为佃农，从佃农上升为农场主的绝对数量要多于反向退化的数量。
但从19世纪末以来，从农业工人向农场主攀升的这个农业阶梯变得越来越困难，家庭农场的梦想也离他们越来越遥远。首先，租佃制比例的持续升高本身就是农民经济地位恶化的一个风向标。
自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农业的租佃制比例和租佃农场的数目一直不断升高，从年的25.5％持续上升到年的42.4％；租佃农场数目也从年的.4万持续上升到年的.9万。
从此以后，在联邦政府农业干预政策的影响下，租佃制比例才逐渐出现下降，年降到了26.7％。有人认为租佃农场下降到年的实际水平的原因是，“20世纪40年代农产品价格高昂，因此使得许多租佃者能够买下自己的农场”。
虽然许多学者解释说租佃制升高同农业阶梯理论并不矛盾，认为租佃制升高的原因是这段时间更多的农业工人上升到了租佃农场主的行列。但是，连唐纳德·温特斯也不得不承认：“农业经营者面临地价的上涨、土地短期收益的减少、土地收益和抵押利息差距的增大、首期付款要求的增多，以及购买农场影响对农业资本的投入等因素驱使许多人租佃而不是直接购买农场，从而导致租佃比例的增加。”
自19世纪中期以来，地价不断上涨，年，每英亩的平均地价是6.09美元，而到年就上涨到了43.31美元。地价的上涨，促使更多的人选择租佃农场，无疑也拉长了从佃农到独立农场主的期限。
年，一位伊利诺伊分成制佃农的信中说：“农场的活计主要由昂贵的机器来完成，那些无力拥有这种机器的人们，无法同其他人进行竞争，发现充当雇佣工人比耕种自己的土地更加有利可图。”其次，自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现，农业的地位相对降低，农场主经济状况窘迫。
虽然许多农业经营者取得了成功，爬上了农业阶梯的最顶层。但是，即便是成功的农场主仍然深受抵押借款、农产品价格下跌、运费过高、信贷不足、利息偏高、长期经济萧条、收成失败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其中对农场主威胁最大的就是抵押贷款赎取权被取消。
由于农业机械化和技术进步，农场主不得不大量借款，而借款的利息率西部明显高于东部。19世纪50年代，衣阿华的利息率为10％，19世纪90年代降到了6.5%~7.5％。年，美国全国农业抵押贷款率是29％，债务占农场平均价值的35％。
但在草原地区，债务占农场价值的比例较高，如堪萨斯60％，内布拉斯加54％。而且每个农场的平均抵押款数额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年是美元，年是美元，年上升到美元。
年统计的抵押贷款赎取权取消率在0.61%~1.55%之间，如果按每批贷款期限为四年的话，那每笔抵押贷款的赎取权取消率就是2.4％~6.1％。假设一位农场主有15位欠债邻居，如果赎取权取消率是2％的话，那么，2年内，他的一位邻居的农场被取消的概率是45％；3年内就会达到60％。
伊利诺伊铁路有4千份购地合同因为拖欠购地款而被收回。因此，詹姆斯·斯托克认为，“对抵押回赎权被取消、对潜在的失去即便是家庭所拥有的部分农场的担忧，成了对暂时性低价、收成不好和伴随而来的成本较高所导致的农场主造反的催化剂”。
从19世纪后期持续到20世纪初期的农场主运动是北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改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农场主对日渐逝去的家庭农场梦想的一种留恋。
最后，随着美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科技含量的日益增加，仅剩的多万个农场也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占农场总数只有4.1％、销售额超过25万美元的93万个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销售量占美国农业总销售量48.8％，而占农场总数72％、销售额4万美元以下的万个小农场的年销售额只占全国总销售额的10.4％（年农业部数字）。
更何况在这万个小型农场中，除了一批是由居住在城里的人们来经营外，另外一批人的经济目的出于所谓的“兴趣农业”，家庭农场作为一种经济营生手段已失去了昔日光彩。
尽管美国朝野一直把家庭农场当作美国文化和价值的载体，一个不争的事实依然是：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北美农业逐渐背离家庭农场而日益工业化。年，工业化产品的投入，如工具、肥料、机器和杀虫剂等，只占农场总成本的5％，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农场投入一直在增加，但上述产品的投入比例却飙升到了12％以上。
在这一过程中，拥有独立的家庭农场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工业化的农业综合企业则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成为北美农业的标志。沃格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家庭农场只是一个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