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经济史学家们一直对分成收租的利润和成本争论不休。对于兰塞姆和萨奇而言,租佃农业,尤其是分成租佃,是一场灾难,因为这迫使昔日奴隶依赖棉花,无论如何还使昔日奴隶处于类似于奴隶时期俗称“负债累累的苦工时代”的境况。然而,其他人则认为至少与其他可采用的替代方法相比,它具有很多优点。
昔日奴隶们和贫穷白人从日复一日的被人指手画脚的生活中赢取了独立,得到了挣钱的机会。收成不好的年份里的风险也许是因为农作物不好的生长情况或者是不常见的低价格——得以与土地所有者分担。
而且,正如同约瑟夫·里德所指出的,这一分成合约使得土地所有者在整个农作物生长季节里有激励去保持对农场的兴趣,并且有动力去与佃农分享诸如农作物产出价格的信息。在大型农场中,这样的信息分享会变得很困难,这都是由租佃关系引起的。
正如分成的租佃人可与土地所有者分担一部分收成不好的风险一样,他同样可以部分地分享他自己努力劳动的成果。佃农有激励去巧妙地计划长期投资。佃农之间的竞争以及构建租佃合约的激励只能部分地抵消在包含长期投资上进行租赁的消极影响。
与此同时,信贷体系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乡村信贷的来源是白人拥有的乡村商店。农民从这里购买所需的包括食物的大部分东西。典型的情况是,乡村商店通常有两种价格体系一种是用现金购买商品的价格另一种是赊买但在收割庄稼后进行支付的价格。
赊买加价是十分昂贵的,通常意味着每年40%~70%的利率。在收割后未能清偿债务的农民通常不得不抵押下一年的庄稼以获得连续的信贷。在很多州通过的“作物留置权”法使得这一交易成为可能。
作物留置权是一种强有力的控制手段,而且店主很快就学会了坚持要求以棉花支付债务,从而他们能长时间地控制他们的债务人。佃农也由此被棉花锁住”了。高利息率是店主的信贷高成本、店主面对的高风险和店主占有的地方垄断势力不断发展的结果。
战后南方农村银行体系的缓慢恢复也直接影响店主做生意的成本以及维护他们的垄断地位的成本。《国家银行法》设定的最低资本金要求使得在小城镇里很难开设国有银行并且也通常很难同时开设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
银行立法同时使得各州不可能特许银行发行银行票据。而是直接把国家银行通过发行票据所获得的资金用于联邦债券而不是用于给当地的贷款。在20世纪初,随着州和联邦银行监管体系的放松,存款银行的发展带动了南方利息率与国内其他地方的利息率水平相一致。
至于店主索要的高利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垄断势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供给信贷的高成本,人们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但在任何一种情形下对于那些处于债务陷阱中的农民而言结果都是极端贫困能自由选择的机会更少了。
这是对年奴隶的真实收入以及年分成佃农的真实收入的估计。就可使用的收入而言,废除奴隶制对奴隶而言仅仅是中等程度的恩惠。分成佃农具有更大的自由去支配他们有限的收入而在到年黑人的真实可支配收入仅以年均1.87%的速度上升。
而且,描绘年情形的图形也适用于所有的黑人分成佃农。对于那些必须以劳役偿债的人来说,其收益少得可怜。当可以对所增闲暇时间的货币价值进行补贴时,从废除奴隶制中获得的物质收益才会真正变得很大。
对于整个南方而言,用劳役来偿债这一问题并非难以摆脱。诸如弗吉尼亚、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这些州,它们在战后显示出显著的复苏以及持续的提高。普赖斯·菲什巴克的研究表明,19世纪80年代佐治亚的分成农民一般都能在收割后清偿他们的债务。
而且他们的债务负担是不断减轻的。罗伯特·希格斯和罗伯特·马戈的研究表明,在有些地区,尽管黑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他们却能够攀升到农业阶层的顶端并且成为他们所在农场的所有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役偿债的负担慢慢减轻,南方农业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背后有多种因素起作用。19世纪最后十年棉铃象鼻虫席卷了南部棉花种植地区受灾地区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根据朗格、奥姆斯戴德和罗兹的最近著作,数据显示,当地棉花种植面积和收益大幅下滑,种植园主不得不改种其他作物,当地居民和家庭迁移到其他地区,人口数量下降。公路的改善和汽车的发展也打破了当地“店主”的垄断。
在芝加哥,大型邮购商铺不断增多,农业机械等商品市场竞争变得激烈,价格下降。换个角度看,佃农并不一定是农业生产链条上最低的一层。如詹姆斯·欧文和安东尼·帕特里克·奥布莱恩所述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农业苦力向佃农的转变是经济巨大进步背后的一大驱动力。
这也解释了此地区为什么工资如此之低。然而,比上述因素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以及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这为农业提供了替代选择的机会。南方的工业化是由南方的政治家、报界人士和教会领导者所宣称的“新南方”运动的目标。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如伯明翰的工业、北卡罗来纳的烟草工业以及移往南方的棉纺织业但是南方推动工业化的前进步伐十分缓慢最终,北方的工业化及其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使得很多南方黑人脱离租佃农耕
除了适度的劳动力大批外迁以及有限的工业化进步,南方尤其是南方腹地的经济,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一直维持在一个非常低的工资水平上。加文·赖特的《老南方和新南方》解释了趋向地区平等这一迟缓的步伐。
在赖特看来,南方一直存在着一个分离的劳动力市场。许多人离开了,同时进入南方的人却很少,但是快速的人口自然增长却维持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当农场的规模缩小后,棉花种植方面的劳动力日益密集。
到19世纪晚期,绝大多数南方农场的规模小于北方农场,这刚好与南北战争时期的情形相反。机械化程度很低,工资和收入水平也很低。南方白人曾经试图通过使黑人处在经济阶层的底层从而维护他们的地位。
到世纪之交时,“黑人法典”以及“吉姆·克罗”法对黑人进行种族隔离并且保持他们的贫穷状态。在黑人能够工作和生活、饮食、搭乘公共交通以及上学的地方这些法律都在起作用。
正如赖特所强调的,北方人逃避在南方进行投资,其结果就是北方与南方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工资差距。南方的相对落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毫无疑问地归因于它的教育体系。南方每个学生的平均公共支出仅仅是北方这一支出的一小部分。
富裕的南方人认为对穷人,尤其是对黑人进行教育,只会鼓励他们向北方移民去追求更高的工资。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认为,只要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教育是平等的,那么它就是符合《宪法》的。
人们虔诚地遵循“隔离”,然而对“平等”却不是这样。正如罗伯特·马戈在他的《南方的种族与教育》一书中所写的,花在白人学生身上的钱远多于花在黑人学生身上的。例如,马戈发现在年,花在黑人学生身上的支出与花在白人学生身上的支出比从路易斯安那的17%一直到特拉华的75%。
对黑人学校教员的歧视部分地体现了这一差异,但是对教育质量的其他测量方法,比如班级的大小,显示了同样的差异。教育支出上的不足也许满足了富裕的南方人的需要,但其结果是未能为参与现代经济增长准备好足够的劳动技能。
参与新土地开垦的大多数人从几年前的殖民地区而来。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达科他以及稍后的蒙大拿和科罗拉多的人们往往经过短暂的旅程就到了新地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先前居住在密苏里或艾奥瓦、明尼苏达或是威斯康星、印第安纳或是伊利诺伊。
另外一些则是先前移民的子女。对于定居者来说,在落户的州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的不断迁徙这一现象并不常见。无论这些筚路蓝缕的开拓者们历经了多少困苦,无论他们在处女地上的生活是多么单调以及劳而无功,但只要能向更远的西部开辟土地,就会始终存有对更好生活的向往。
—年按十年计算的农户总数和以英亩计算的农田数量。增加得最快的年代是19世纪70年代和9世纪90年代。在这几个年代里,土地投入的增加也尤其突出:耕种的土地在—年间总计增加了两倍多。
上述情况有可能成为现实,是借助于迅速使土地的所有权转移到农民和土地使用者手中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使政府的土地私有化。在美国内战期间,因为南方民主党的缺席使得由共和党把持的国会颁布了年《宅地法》。
它规定向每一宅地提供英亩的土地，延续了联邦土地政策的自由化进程。在年立法之时,在西艾奥瓦、西明尼苏达以及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达科他的东部,原始的富饶土地归谁所有仍然不明确。
结语
然而,在法令颁布后,它立刻就有了实效,除了在大平原的度经线的西部地区或是在大量的山区,归属不明的土地已经所剩无几了。在这些平原和山区的大部分地区,由于这些土地适宜放牧,一个英亩的宅地在实际上需要更大的农场面积。其结果就是,在—年间,在增加的5英亩农地中仅有不到1英亩的土地属于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