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易成本理论。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Keynes指出，当企业现金资产短缺的边际成本曲线与企业持有现金资产的边际成本曲线相交时，在该交点处企业持有现金资产的数额是最优的，这被称为交易成本理论。Keynes认为，在企业间存在着一个最佳的货币资产持有量。交易成本模型虽然存在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也存在着一些固有局限，该理论暗含了几个前提：一是默认交易市场中交易信息完全透明，二是默认企业中不存在代理成本问题，这两个暗含前提条件与现实生活存在一定差距。
首先，资本市场存在其固有缺陷，企业在市场环境中进行交易难以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随着现代企业委托代理制度的逐渐普及，股东与经理人的目标出现差异时就会因代理问题产生所谓交易成本。但不可否认的是交易成本模型也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其考虑了边际的概念，因而交易成本理论迄今为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二、现金库存理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Baumol揭示了现金库存模型。Baumol认为，企业自由货币资产其实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流通媒介。而企业持有货币资产一般会发生以下两种成本：一是企业在筹备货币资金时所产生的经纪人佣金费用，二是企业因持有货币现金而放弃另一项经营活动或投资活动所产生的机会成本。Baumol假设企业取得的货币资金是连续不断的，而企业支付货币不具备连续性，在最小化企业持有货币资产的相关成本之后，便可由此推导出企业最优的计算货币资金持有数量的公式。
Baumol提出的现金库存模型也并不是没有缺陷的，其理论模型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首先现金库存模型仅考虑了随着产量变动的可变动成本，其忽视了企业在保有货币资产时损失的一部分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产生的收益。其次，现金库存模型暗含了一个重要的预设前提，即企业的资金流量与企业的资金收支皆是可以预先测算的，很显然这一假定存在其不合理性且过分苛严并不符合实际生活。最后，现金库存模型也忽视了一部分影响企业持有货币资金持有的具体影响因素。例如，企业对外投资水平及所受融资约束，企业的银行负债水平，企业资产负债规模、自由现金流量以及财务杠杆等因素。也是由于以上种种局限性，现金库存模型所预测的最优货币资金持有数额与企业实际的货币资金持有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三、权衡理论。Kraus提出了著名的权衡理论，这一理论成为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学术界对于企业资本结构讨论的最主要观点。Kraus在权衡理论中提出，企业所确定的货币资产持有数额是在权衡比较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与对外投资收益中得出的。Kraus认为，企业持有货币资产的收益主要包括降低企业未来面临外部风险的几率所带来的收入，在企业面临较大外部融资约束时，持有货币资金能降低企业在资本市场中面临的融资成本，以及由于货币资金其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企业可以及时使用货币资金进行投资而产生收益。
而由于持有货币资金也不避免的具有低收益性，其持有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管理货币资金所需要耗费的管理费用，二是企业持有货币资金期间所错失其他投资机遇的成本。而当企业出现货币短缺的问题时，企业可以采取的措施便是从外部资本市场中融资以缓解资金压力。Opler与Harford按照该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他们都得出了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在企业中存在一个最佳货币资金持有量。
四、融资优序论。Myers和Mailuf提出融资优序论，又被称为啄食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为了使得融资时成本最小化以及尽量避免信息错配的问题，企业在筹备所需货币资金时存在其特定的融资顺序偏好。Myers和Mailuf将企业的融资偏好按照顺序分为以下三类：首先企业在筹备资金时会优先选择进行企业内部融资，也就是首选公司自身积累的留存收益，其次企业才会选择向外部借款，进行债务融资，最后企业会选择通过外部资本市场发行股票进行权益性融资。与交易成本理论、库存现金理论以及权衡理论不同的地方是，Myers和Mailuf认为企业中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目标现金持有额。他认为库存现金持有只是为了缓解企业留存收益紧缺问题以及满足企业对外投资的需要。
当企业拥有较为充裕的货币资金时，企业首先会偿还对外债务以及满足其投资需要，其次才会储蓄货币资金的。因此他们认为企业面临外部投资机遇和企业货币资产持有数量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根据该理论，当企业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无法支付企业面临的投资机遇时，企业会选择增加借款，反之，企业会减少相关债务。他们认为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量与企业对外负债恰恰相反，当企业留存收益无法支付面临投资机遇时，企业会减少货币资金的持有量，反之，当企业留存收益足以满足其投资需求时，企业会增加货币资金持有量。
在融资优序论中，他们发现在考虑外部投资机遇等因素以后，资产规模较大的企业倾向于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除此以外，一般认为当企业的现金流量较高时也会有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同一因素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在该理论和权衡理论中得出的结论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例如：在权衡理论中融资杠杆对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方向是模糊的，但两种理论也存在相同点，即外部投资机遇与货币资金持有量呈正相关关系。
五、代理成本理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Jensen提出了委托代理论。一般来说，企业管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当经理人利益与企业利益产生差异是，这就不可避免的会造成股东利益受损。由于资本市场存在其固有缺陷，信息无法完全透明对称，股东利益也会随之受到损害。代理人出于私利使得企业偏离会计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这也会进一步的损耗股东权益，这就是其所说的代理成本。在代理成本理论中，企业持有货币资金的行为与股东经营目标是一致的，而与经理人利益却并不一致。
根据自由现金流量理论，企业代理人更加倾向于持有较高水平得货币资金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现代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一般都相分离，经理人会出于增加自己津贴、取得更大控制权以及过度并购等的目的利用其私人权利持有过多的货币资金。第二，为避免企业由于外部市场融资约束而错失投资机遇、管理人经营失误，公司经理人会持有现金作为缓冲，甚至投资于一些亏损项目，这就进一步损害了股东利益。
Keynes提出货币需求理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Baurmo针对企业现金持有提出了较为完善的库存现金模型，Krasus提出权衡理论，终于Opler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现金持有交易模型，并从实证方面验证了企业现金持有与公司财务杠杆、公司资产及负债规模、实物资产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之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开始从各个角度实证分析企业现金资产持有行为。
近年来，国外文献更多以实证方式分析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在实证研究领域，关于企业现金持有方面的文献，国内外学者主要是针对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基于影响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要素的研究，二是关于企业持有较高水平现金所产生的经济结果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现金持有对公司价值或经营绩效的影响。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孤立看待，两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学者们对现金持有的文献大多涉及这两方面，但是他们对文章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些因素可以简单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企业内部因素。
一、公司内部层面
（一）公司治理层面：首先在企业规模方面，Couderc以欧美国家为样本，他发现在德、法、英、加、美五个国家中，经营规模较大的企业会往往持有较多现金。Kalcheva和Lins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这也符合Opler的现金持有交易模型。然而Colquiit、Fereira与Vilela)却得出了不一样的故事，他们认为企业现金持有与企业经营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差异可能是因为研究地区差异及时间窗口差异所导致的。
在我国，蒋永明等发现企业现金资产持有与企业经营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辛字和徐莉萍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可见在企业规模方面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其争议较大。在企业债务水平方面，Fereira等实证研究发现公司银行债务水平与货币资产持有水平之间存在较为显著负相关的关系。无独有偶，Couderc、苏晓玲与胡国柳等对此也得出类似结论。而程建伟等采用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这一财务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他们发现企业货币现金持有水平与资产负债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在公司现金流量方面，学者们得出结论较为一致。他们认为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较多现金流量的企业会趋于持有更多的货币资产，而反之，现金流量较小的企业会持有较少的现金。等国外学者研究发现，企业筹资杠杆越大，企业倾向于减少现金资产持有量。这一结论在我国也同样适用。在投资方面，学者们以托宾Q系数来衡量公司所面临的外部投资机遇。John，Ferreira和Vilela，Couderc发现托宾Q系数与现金持有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面临较多投资基于的企倾向于持有更多货币资产，这一点也符合凯恩斯提出的投资动机理论。
然而不同于企业面临的投资机会，Couderc还发现，现有投资水平较高的企业持有的现金量反而较少。而在我国，程建伟等实证研究发现，他们发现随着我国上市公司于年至年间投资水平的提升，我国企业现金资产持有水平反而有所下降。在研发支出方面，John，Arun发现研发创新支出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这种影响在研发密集型企业与非研发密集型企业之间存在差异，研发密集型企业相对于非研发密集型企业持有更多现金。He研究发现美国企业在年-年间，由于研发投资的增长这些企业的现金与资产比率也随之增长。
在管理层特征方面，Winifred实证分析发现，管理者性格与企业现金资产持有量存在相关性。心态良好的管理者会为未来发展机遇筹备现金资产，他们往往将更多的现金用于企业收购和积累企业资本，在外部宏观环境恶化时，这部分管理者会增加现金资产持有水平以备不测。Hu研究证明经历过饥荒年间的ceo们持有的现金水平更高。Jose发现首席执行官在社交网络中心地位中心程度越高该企业现金持有量越低。而在我国，郭怡和孙杰发现董事会特征不会对我国企业现金持有产生影响。
（二）股权结构层面：根据代理成本理论，由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代理人不可避免的会为了自身利益损害委托人及公司利益，由于这种委托代理制存在的固有缺陷，企业会趋于持有更多现金资产。在股权集中度方面，Colquiit，Guney，Fereira与Vilela实证发现大股东持股数占比较高的企业趋向于持有较少的现金资产。Jani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瑞士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股权比较分散的公司持有现金水平较高，这主要是因为瑞士现有法律环境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较为薄弱，在这种情况下，中小股东难以让代理人及经理人返还现金。除此以外，管理层控股是学者们在股权结构层面上研究的重要方向。
Hachiya以日本上市公司为样本，他认为较高的现金持有量对公司价值有着负面影响，持有过多的现金资产会引发代理成本问题。Kalcheva和Lins发现管理层是否控股与公司现金资产持有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管理层对企业有着实质性控制的企业会趋向于持有较多的现金资产，这种影响随着外部环境的不同也会随之改变，外部环境难以保护股东利益时，管理层控股与现金资产持有水平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
在我国，郭怡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发现当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时，这类公司的治理效率较为低下因此会保有较高的现金持有量，而与Kalcheva和Lins研究结果不同的是，郭怡认为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现金持有比例之间存在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一开始随着管理层持股的增加，企业会减少现金持有，而当这种影响到达一个特定值得时候，管理层持股数与企业现金持有比例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这方面沈艺峰和况学文得出类似的结论，他们使用我国年年前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国有股东更加偏好高额现金持有。Faleye针对98家存在董事会控制权争夺问题的企业进行实证研究，他发现当企业不同利益集团的股东对企业控制权存在争夺现象时，企业会持有过多的货币资金，而随着该问题的解决，企业会随之减少货币资金持有量。因此他认为缓解企业持有现金过多的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解决董事会控制权的争夺问题。程建伟和周伟贤发现企业每股股利与企业现金资产持有比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与之类似的郭怡发现分配较多现金股利的企业也会持有较多现金。
二、外部环境层面：外部环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学者们对外部环境与企业现金持有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十分多样。首先就法律环境来说，一般认为法律环境较好的国家其更有利于保护股东以及债权人权利，这样的企业会持有较少的现金。而与之相对的，面临较多诉讼问题的企业会持有更多的现金，James发现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与违反劳动法、合同、环境、证券、产品责任、医疗责任、知识产权等法律诉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在融资环境方面，当企业面临较小融资约束时，企业会持有更多的现金。在资本市场完善度越高的企业其融资约束较小，Fereira和Vilela发现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与企业现金持有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Lee研究发现，对于融资约束较少的公司，董事会治理可以更显著地缓解机构对现金持有的担忧。在我国，王彦超得出相似的结论，他通过构造融资约束框架进行研究分析，他发现融资约束对现金持有行为起着决定作用，融资约束小的企业其资金主要来源主要依靠外部融资，因此会持有较少的现金。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来说规模较大，拥有较多固定资产及抵押财产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外部融资，于泽和钱智俊发现规模较大的企业由于其贷款相对便利反而积累了更多的现金，中小企业融资更为困难，容易出现现金供给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局面。除此以外，在外部融资约束方面，章晓霞与吴冲锋得出了不一样的故事，他们发现在我国面临外部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与所受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其现金资产持有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行为是外部环境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角度。政府质量，政府干预程度、反腐力度，制度环境，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当地企业的现金资产持有行为。
这主要是因为一般来说政府质量较高地区的企业具有较好的营商环境，所面临的的外部融资约束较小，因此这就又和之前讨论的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持有之间的关系紧密联系了起来。而本文研究的营改增政策也是政府行为之一，在现金持有方面针对税制改革的研究较为少见。Wilson研究发现企业避税可以有效节约企业资金从而增加企业现金流。与之类似的，Ziliang实证发现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企业现金流量与企业的避税行为高度相关，这为政府减少企业避税提供了新的思路：规范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可以有效地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
其实研究的营改增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企业的采购行为，增值税通过层层抵扣征税，一方面可以减少企业重复征税，另一方面企业为了获得抵扣需要比征税营业税时更加注重发票管理从而可以减少企业偷税漏税。其次，在财税激励政策方面，唐金湘研究发现财税激励政策对现金持有的影响不是直接的，由于政府的财税激励行为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因此财税激励可以有效地增强现金持有与企业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杨景岩在政府补贴方面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最后，从宏观经济环境层面上来说，经济政策、货币政策，金融危机，通货膨胀水平、政府政策的不可预见性会显著影响企业现金持有。而在政策的不可预见性方面，邓思依选取当地官员的变动数作为衡量标准，他得出的结论与唐金湘类似，即在政策较为不透明的地区，由于政府政策难以预测，企业会持有更多的现金资产以应对政策风险。
其实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以及金融危机等影响因素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当面临经济风险或者货币政策从紧的情况下，企业所承受的外部融资压力增加从而会增加现金资产的持有量。在外部环境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行为和资本市场环境的研究上，比较新颖的是另有学者发现文化也会导致企业现金持有的不同。Chang使用Hofstede文化维度指数作为研究对象，他发现，在人们厌恶不确定性、保守程度较高的国家，企业会选择持有更多的现金以及流动性资金余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