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司金融化的内涵界定
西方主流经济学侧重于金融技术，认为金融化是金融技术的使用过程，目的在于资产置换（实体资产或部分利润置换为金融资产）。从理论基础看，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以金融发展理论为核心，阐述宏观发展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学者侧重于资本循环过程，主张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金融化，认为金融化体现了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支配作用。与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不同，金融化是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以利息形式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完成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的金融化与上述金融化存在明显区别。
金融化主要表现为微观视角下股东权益在公司治理中不断上升，并主导公司的经营与管理的过程。公司金融化是上市公司以“价值最大化”为准则，通过金融活动追求价值增值的过程。在此情况下，微观主体的行为法则从生产法则转向金融法则，管理者投机性动机增强，公司治理更加偏好于获得短期收益的金融投资活动。
金融投资活动不仅体现在金融资产的持有规模上，还体现在金融资产收益上，因此金融化的测度方法主要三种，分别是资产持有法、当期投资法和投资收益法。鉴于金融资产数据获取的便利性，资产持有法是测度实际金融化的主流方法。该方法侧重于存量计算，多以公司金融资产规模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但是在金融资产类别的确认上存在较大争议。
基于货币资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与金融资产存在天然区别，且与公司经营活动的投入产出息息相关，应将其从金融资产中剔除。房地产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其独立性和虚拟化特征日益明晰，类似于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应将其纳入金融资产核算范围。
与资产持有法的存量计算方式不同，当期投资法侧重于流量计算，但是以两期金融资产持有比例的差额表示当期的金融投资，会造成较多的样本损失，导致研究结果偏误。金融投资收益也能体现企业金融化的程度，但在实际应用中要对金融收益数据进行取舍，剔除金融收益非负的样本，降低金融化核算不准确引起的偏误。因此，选择资产持有法来度量公司金融化水平。
二、公司金融化的基础理论和解释模型
（一）公司金融化的基础理论
（1）资源基础理论
组织不均衡成长理论认为，企业是生产资源的集合，为研究资源与企业成长之间的理论关系奠定了基础。企业拥有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如设备、人员、土地、商标、品牌和文化等。企业资源观有两大假设。
一是资源异质性。市场的不完全使得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在企业之间的分配存在显著差异，正是这种异质性造就了企业的独特性，形成了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二是资源的不完全可转移性。专有资源可以生产更具有吸引力的产品，形成企业竞争力的动力来源。相较于其他要素，企业有不断产生专有资源的内在动力。
市场失灵或市场不完全，使企业资源的异质性得以持续。上述两大假设回答了企业间竞争力和绩效差异的形成原因。根据“企业资源观”，可用资金规模决定了公司发展能力。现实的金融市场制度导致部分企业面临比较严重的融资约束，制约了企业长远发展。在实体经济不景气、投资回报率下滑的背景下，企业完全有可能增加流动性较强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以期获取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
对于企业而言，固定资产投资期限一般较长，沉默成本较高，除非破产，否则不会轻易变卖。这就导致固定资产的变现能力较弱。而金融资产在这一点上具有明显优势，可以在金融市场上随时变现，适时调整资产规模。为了降低经营风险，增加经营收益，微观企业会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增加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持有量，提升实体投资的灵活性、高效性。
（2）预防性储蓄理论
交易性动机是持有货币的最根本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支付交易的需求。不论收入水平处在哪个档次，日常零星开支都是必要的。但是应付日产交易的货币持有量的高低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来讲，家庭或组织一定时期的收入水平越高，日常零星开支所需的规模可能就越大。
风险预防是人类持有货币的第二大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应对意外风险，如意外事故、突发疾病等意外现象。投机性动机是人类持有货币的第三大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抓住有利的购买生息资产的机会，如基金、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预防性储蓄理论主要指上述预防性动机。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当未来现金流不确定性增加或者风险期望值较大时，企业会扩大现金持有规模，增加储蓄额度，以备不时之需。
相较于固定资产，金融资产的变现能力较强、转换成其他资产的成本较低。所以，部分学者将预防性储蓄理论从货币资金分析领域扩展到金融资产分析领域，并借此来研究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企业投资金融资产不仅能够及时变现，像货币资金一样为企业经营提供充足的现金流；
还会获取一定的投资收益，降低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在实际经营中，公司会在现金持有和金融投资之间进行权衡，争取既降低现金流风险、避免财务危机，又降低现金持有的机会成本、平滑资金需求。但是，也有部分企业为了追逐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将过多资金从实体投资转移到金融资产上，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危害了企业长期发展。
（）委托代理理论
由于目标差异和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代理难题，导致企业的综合成本增加。委托代理问题可以分为两种类型：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在委托人监督不到的时候，代理人采取不利于委托人的行动，称之为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是指代理人拥有独有的委托人观察不到的信息，并可能基于这些信息做出决策。
要想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就需要思考并建立一种合理机制，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最大化委托人的利益。如给代理人分配一定比例的剩余财产索取权，并与其经营绩效挂钩，激励代理人恪尽职守，减轻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的异质性。从动态博弈理论视角看，隐性激励机制能够解决委托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促进公司发展。
对于竞争机制来讲，适当的竞争能够促使经理人正视自己的行为，采取合理、正规、积极的办法谋取经营业绩的进步。对于声誉机制来讲，良好的声誉对经理人未来职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敦促经理人兢兢业业，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为了谋求超额收益，具有自由裁量权的管理者可能从事金融化活动进行投机套利，即便出现负收益，“重奖轻罚”的现象也可以保证管理层的利益。因此，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会影响公司金融化行为。
（4）高层梯队理论
传统的财务理论以“理性人”为假设前提，认为公司管理层的行为决策都以利益最大化为基本要求。然而，现实中，“心理账户”导致高层管理者的部分行为决策欠缺理性，甚至出现盲从现象。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的统计学特征是心理因素的有效反映，能够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
因此，有必要了解高层管理者的背景、经验、价值取向等特征。现有文献多侧重于高层管理者的统计学特征对企业决策效率、决策质量和决策成本的影响，如年龄、性别、教育、任期年限等。年轻管理者更容易过度自信，年长管理者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因循守旧。
相较于男性，女性管理者更加细心和敏锐，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