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考：为何工资分配和基于财产所得的收入之间存在偏差？——为何这么说呢？第一，人们根据经验发现，基于财产继承所获得的收入比基于脑力或体力劳动所获得的收入，在再分配上更为不均等。瓦特金（Watkins）先生在其《巨额财富的增长》一书中给出了一个令人深感兴趣的图表，并在其后作出如下评论：“根据此表进行比较分析时，所采用的标准必须是相对的，而不能是绝对的。容易获得的相关数据是上十分位数或者上百分位数相对于中位数的比率。对于工资的统计数据显示，上十分位数通常小于中位数的两倍，并且在九分之一的职业中，它略高于中位数的四分之一。
在工资的分配中，上十分位数约等于中位数的两倍，其不均等的程度与主要的工资收入相比，并无太大的差异。但是在上述两种分配和主要基于财产所获得的收入分配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偏差。在马萨诸塞州遗嘱查验的统计中，上十分位数是中位数的八倍或九倍，而且毫无疑问，误差是被低估的，因为相关数据并非净值，所以应该从小额遗产中扣除大笔的债务，而且许多小额遗产并未通过法庭加以继承。
在法国，遗产中上十分位数是中位数的十三倍。”英国现有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出财富的集中程度比收入的集中程度更为显著。这一点可以通过克莱（Clay）教授自己对年联合王国的资本分配的估计，与鲍利博士对年收入分配的估计进行对比分析加以充分说明。
他写道：“94.5％的人口拥有56％的国民收入，而96.2％的人口仅拥有17.22％的国民资本，98.9％的人口拥有71％的收入，而相同百分比的人口仅拥有13％的资本。”第二，基于投资的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则基于劳动的收入分配也可能越不均等。
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基于投资所获得的收入上的差异，使投资者可能拥有不同程度的教育水平，并因此拥有进入有利职业的不同的机会。贝尼尼（Benini）用一个图表说明了这两类收入之间的相关性：“一部分代表人们由财产获得的收入，并假定人们以5％的单利投资于各种不同的项目；另一部分代表人们由劳动获得的严格意义上的个人收入，并由他们所享有。例如，里拉的总收入，连同里拉的资产的投资收益，可以认为包含里拉的是投资的成果，而里拉则为工资投入。以这种方式进行计算，我们得到如下表格：
当然，当总收入超过里拉之后，个人活动所获得的收入的部分便开始递减，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的收入在递减，它仅说明这时很多人并没有工作，而只是依靠资产所获得的收入谋生。这些人的行为使他们所属阶层的劳动收入的平均数减小。”此外，还有一种方式可能改变收入曲线的形态。
在培训分配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这是对人的投资，将造成新的基于投资的收入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变化必然直接改变工资收入的分配方式，即使初始才能按照某项（相同的）误差法则加以分配也是如此。这种变化可以解释莫尔（Moore）教授在对美国工资统计数据的研究中所获得的结论，即年（相对于同一时间段的不同人口之间）的工资变动比年的要小些。
确认了这些观点之后，关于“帕累托法则”即使作为具有有限的必然性的法则的一般性辩护也均遭失败。依据他的统计数据并不能推断出其他因素的介入将会对分配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因素并未以大致相同的形式——而且它们的分布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出现在至少一个提供该项统计数据的社会中。这种考虑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帕累托被迫放弃了他当初似乎已经完成的有关他的公式的整个主张。
在《政治经济学讲义》中他坚持该公式纯粹是经验性的。“一些人将会从中推导出一般性的法则，作为降低收入不均等性的唯一方法。但是此项结论远远超出了相关前提所能够涉及的范围。经验性的法则，就像我们在这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