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写的主要是关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的东西，这一次是稍微具有预测性的，也就是资本社会化的下一阶段是什么。有人把自动化葛明当成是下一阶段本身，这一点其实是肤浅的理解，因为自动化本身就是资本社会化的结果之一，而非原因。这一点没有理解清楚，就不可能对趋势做一个好的预测。资本社会化与生产社会化的共通点之一就是“社会化”。社会化到底是什么？是指某种器物的普及么？显然不是这么片面和简单化理解的，因为器物是内在机制发生变化的一个外在表现，更重要的是探讨内在机制的变化，而非盯住外在器物的变化。迄今为止，社会化的本质还是一种倍增器的效用，也就是说他们的信心预期不断增长，促进了整个社会对物质的信心预期都获得了增长，推动了实体生产的不断增长，产生了更多的资本积累这一结果。而在资本社会化这一阶段，资本得到的好处更多，因为能参与他们生产的知识生产者的规模并不大，并没有达到完全社会化的程度，但是资本可以在实体市场中因为销售资本密度更高的商品，促进了社会消费，另一点则是因为资本社会化过程中“三要素”的参与，即知识生产者、金融资本与有长线研发需求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大大拉长了时间差，同时也创造和扩大了价值差，这种价值差传导到整个社会上，使得既有的生产社会化受到了资本社会化的消费成本上升牵连，产业资本一方面能通过技术风投获得资金，并在资本市场上销售他们自己的股票、证券，并参与这些资本品的销售，高买低卖，另一方面他们也能通过市场获得直接的高额利润，同时还可以在消费成本的提升背景下获取通货膨胀的那部分好处。
由此观之，生产社会化的主要受益主体是雇员，而资本社会化的主要受益主体变成了产业资本，下一步很可能是金融资本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信心预期的做多规模要求越来越高，而这要求信心预期滚动增长模型中的个体所拥有的资本能力越来越强。因为信心的预期与变现乃至信心的不断膨胀，其实和资本是非常相似的，而资本也是信心预期滚动增长的变现结果之一。预期是建立在变现能力的基础之上的，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想要获得更多更大比例的超额利润，就必须寻找创造资本能力更强的主体去创造一个“经济信心社会”，但并非说新的“信心社会”的创造意味着旧的“信心社会”的毁灭。这不是像熊彼得所描绘的那样残酷暴力的新旧更新代谢过程，而是一个并存与“殖民”的过程。
因为少数群体是支撑不起来一个庞大的消费需求的，所以即便出现了新的信心社会，也不意味着信心规模更大的旧信心社会的彻底消失，事实上他们两者是并存的。脑力劳动无产阶层的形成也不意味着劳力劳动无产阶层的消灭。如果我们不在自动化普及后劳力劳动形式的极大式微后给予劳动者一定的固定、有限股份保证他们分享资本的少量收益，则这个社会是注定难以维系的，至少不是现行的这套逻辑了。而且企业的非风险化流动性可持续潜力要远比财*支持的社会保险、养老金要强，唯一值得考虑的就是公司破产之后怎么转移。所以如果是非固定的保障，而且这些股份没有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障，则他们是很容易变成一般资本品流通到资本市场上的，这一点几乎不可避免。所以收入破产的风险是结结实实摆在没有脑力劳动可能性的一般劳力无产阶层眼前的。那么他们还要维持基本消费，怎么办？借钱呗。借钱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社会上很容易出现基本收入打包成一种金融产品进行销售、抵押与赎买的现象，未来很可能需要考虑的不是技术社会化，而是金融社会化的问题。一方面，少数的脑力无产阶层，继续依靠自身掌握的知识生产力发挥着传统的生产社会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大多数的老力无产阶层只能从事满足一部分收入的产业资本下的劳动，同时还需要借贷满足自己的生活基本需要，所以他们需要把自己的资产抵押一部分出来，但是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的，所以产业劳动之外还要供出一部分的劳动或其他形式的价值来给他们的借款担保起来。
资本市场上不仅会有一般的大宗商品期货，还会有劳动力期货的买卖，虽然他们的效率不如机器，但是因为劳力劳动被逐渐边缘化和排斥，所以他们处于买方市场，而非卖方市场。卖方也就是出卖自身劳力的群体处于不利地位，而买方也就是销售收入的资本方处于完全有利的地位。而这些劳动力期货的价值，实际上同其他大宗商品一样，几乎完全处于金融资本的控制之下。买入卖出赚取中间差，另外是这些劳力本身创造的利润的分红，很难想象，这种类似于债奴的境地，会让这些劳动者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这种期货的支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这些“收入债奴”的基本生存收入需要保障，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争取购买到这些“收入保障”而在资本市场上所需要支付的“利润部分”。而利润部分成为他们在市场上买卖的主要驱动力。维持基本收入的价格，是为了保障产业资本的利益，因为没有一个基本的生产社会化的信心增长预期，就不可能维持产业资本的增长，也就没法保障金融资本在资本社会化中的收益，这是一个连环的关系。所以劳动力期货的核心不在于劳动本身的价值，而在于金融资本希望获取利润的规模和形式，他的资本价值远高于生产价值。与机器相比，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是。而需要人力劳动的地方也是脑力劳动比较多的领域，这些领域也恰恰是劳力无产阶层被筛除下去的“渔网”。
什么时候脑力劳动作为一种资产出现时，危机才最终会产生。因为脑力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出现时，他们有对手了，脑力无产阶层他们是在生产自己的对手，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关系。更重要的是，资本要把全部劳动与自身对立起来的时候，他会破坏自身的生存根基，也就是劳动参与资本收益的分配这一点，如果他们彻底的不参与分配了，其结果就是信心预期增长的不可持续，不可持续的情况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联盟就会崩溃，而脑力和劳力无产阶层的联合也会出现。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增长才变得不可持续了，新的增长模式才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性。这是讨论的资本内生矛盾问题。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怎样形成的呢？脑力劳动自发的资本积累是新的来源，因为产业资本和劳力无产阶层都是不能单独在资本社会化的进程中进行有效生产的，所以只有脑力劳动可以实现新的商业资本积累。而且他们能够进行风险返销，尤其是自发的脑力资本化过程，也就是在与产业资本的自主匹配市场上形成规模的、规范的资本市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当初商业资本风险返销乃至被金融资本摁下去的，也是自发的形成了第二个资本积累增长极，一山不能容二虎，导致金融资本必须消灭金融资本。但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竞争，更大程度上是同质化的竞争，而非异质化的竞争，所以产生不了新的生产力，也就不能有有意义的竞争，乃至推动社会的极大进步，它仅仅是使得社会的去风险化进程被加速了，而不是创造出了新的增长动力模式，甚至金融资本他自己本身也是依附于早已形成的产业资本的生产社会化背后的信心增长预期之上增长的。
这里面我提出两个“母题”，一个是脑力无产阶层透过直接与产业资本的脑力资本交易，连带产生的劳动力期货销售与转卖资本市场，形成自己的资本积累中心；第二个是脑力无产阶层在残酷的商业资本积累过程中，不仅仅是盘剥劳力无产阶层的“债奴”资本价值，还想要盘剥他们的劳动价值，那么办法也是有的，也就是像“授产奴隶”一样被赋予生产基金，作为他们偿付债务的一种办法，实现他们的生产价值，而且随着金融资本与脑力商业资本之间竞争的激烈化、白热化，他们会更多的将其生产价值发挥出来，而这样同样会破坏和瓦解债奴资本市场本身，可以预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劳力无产阶层会随着这种被利用的过程而逐渐恢复收入的自由，进而恢复正常的人身自由，一种新的生产社会化会被创造出来，这是基于脑力资本得到社会化，重启了两种社会化进程，一种是传统的生产社会化，另一种则是他们所形成的新劳动期货的资本价值，只不过这种期货是靠更自由的劳力支撑起来的，这些劳力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处置能力，进而保有了一定的产权利益，而不是像债奴性质的劳动期货市场那样充斥着债务、固定化的工资和风险销售的威胁。同样是劳动力期货的资本积累，一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另一种虽然也吃相贪婪难看，但却在客观上有利于劳动力的解放，使之进入到信心预期倍增的轨道上来，社会化有两个意义，一是使得全社会得以在某种目的驱动下，在一定的程序下共同参与劳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它使得信心预期的变现基础不断增长，同时还能使信心可持续的发展下去，而人们往往只认识到第一点，所以没有办法预测后来的趋势性的东西了。
任何一个新生的经济阶层，看它是否能支撑起新的社会形态阶段，主要就看两点，一个是它是否能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新的经济增长模式除了我们之前说过的数量积累、资本供应驱动和信心预期增长几种模式，即逻辑的东西；还应当包括传统观点里的生产工具和劳动组合的形式，也就是器物层面的东西。二是看他是否和传统增长模式产生了矛盾的趋势，否则就难以算作新社会的生产力基础，注意，这里面说的不是建筑在传统增长模式之上的集权建筑，集权建筑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条件，所以不应当把新质生产力与旧有的集权建筑是否产生矛盾看做它最终是否能取而代之的标志，只要有增长模式上的不可调和性才具有决定性，因为集权建筑是需要旧增长模式供养的，即便他们能和新质内容在一段时间内相匹配，也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如果他们能够与新质的增长模式匹配上，那他们的属性也就发生了改变，就像绝对君主制和之前虽然都是国王，但是内核都不一样了。所以他们的命运实际上也被改变了。如果有更强的集权选手，那么他们也可以取而代之的。集权的本质是在一定时期内与经济状况相适应的去风险化主体，他们具备两个特性就可以满足坐上去的条件，一个是为经济增长去风险化，第二个是与之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