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凯恩斯比其前辈的进步之处在于，他在魏克赛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否认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互为独立变数。战后西方货币理论，就是承袭了“凯恩斯革命”所代表的基本方向，并顺应政府货币干预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凯恩斯的货币利息理论
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凯恩斯货币分析的主要理论渊源是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凯恩斯所进行的破除“货币中性论”的“革命”是由魏克赛尔率先发起的。这一点想必能从以上的介述中得到映证。但是应该看到，凯恩斯的货币分析比之魏克赛尔的，确实有所推进，或者说更完善更明确了。
首先，关于货币需求分析。凯恩斯明确提出了货币在现实经济中作为资产的功能，因此，他所考察的货币需求，不仅是作为投资媒介的货币需求，更不是单纯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需求，而是既作为投资或交易媒介并且更主要地是直接作为资产形式的货币需求。这样，货币需求就不再只是决定于货币收入的一元函数，而是明确成为同时受制于收入和利率的多元函数了。而就货币与产量的关系而言，凯恩斯特别强调出于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通过利率对经济波动发生的影响，这就使关于货币需求的分析更加复杂化了。不但要考察货币需求变动原因，而且要追究货币需求变动的经济后果。
其次，关于货币供给的分析。比之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注重需求而看轻供给，这种倾向在他的货币分析中也十分明显，他并未明确讨论货币供给的决定问题。但是，凯恩斯比其前辈的进步之处在于，他在魏克赛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否认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互为独立变数。仍然是借助利率作为中介，他强调货币供给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同时强调货币需求变化对货币供给的数量效果的影响。
即，以足够低的利率水平为界，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在此界限以上，货币供给量越大，则利率越低，货币需求越大；在此界限以下，货币供给不论怎么增加，都会被货币需求悉数吸收，从而使增加货币供给以降低利率、增加投资的政策完全失效。因而，以凯恩斯的这种分析为起点，在后凯恩斯主义者的货币分析中，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就成为两个互有因果关系的非独立变数了。
最后，关于货币传递机制。凯恩斯比魏克赛尔及他自己的《货币论》的进步在于：直接把利率作为联结货币与产量的枢纽，而不借助于物价，更不停留于对物价（货币购买力）波动的解释，而是全力分析产量变动的原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凯恩斯完全摆脱了货币数量说把货币分析局限于物价论的框框，使货币分析与产量分析完全融为一体了，从而，真正把传统的“二分法”变为“一元论”了。
综上所述，在资产阶级学说史上，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象并非自始就明确集中在货币需求、货币供给及货币传递机制等问题上的。最初的货币数量论只看到货币媒介商品交易的职能，在16世纪后半叶美洲金银大量流入欧洲、物价随之飞涨的背景下，得出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成正比，货币价值与货币数量成反比的结论。显然，这时的“货币数量”仅指货币供给量。
货币数量论在本世纪初的新发展是以形形色色的公式化表述为特征的，如果说有什么“突破”的话，那就是反映了剑桥传统的现金余额方程式开始着眼于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把马歇尔的供求决定论溶于货币分析，得出货币价值与货币供给（货币存量）成反比，与货币需求（现金余额）成正比的结论。但是，这种强调了需求分析的货币数量说仍未摆脱“货币中性论”的窠白，它只讨论货币与物价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并不涉及货币在真实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问题。
19世纪末期，魏克赛尔以其著名的累积过程理论，把货币分析引进一般经济分析，成为当代所谓货币传递机制理论的奠基人。但是由于语言的阻隔，魏克赛尔对西方货币理论这一重大推进，并未被其同时代经济学人及时认识。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的《通论》进一步把货币分析与真实经济分析溶为一体，明确肯定了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在经济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了以利率为中心杠杆的货币传递机制分析。这样一部西方货币理论史，成为弗里德曼与托宾的货币理论赖以建立、发展、相互对峙而又相互融通的起点。
弗里德曼与托宾所代表的战后西方货币理论发展线索
如前所述，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以其特别严重的金融恐慌，促成了西方货币理论从简单货币数量论向当代货币理论的彻底转折，凯恩斯的《通论》就是一个标志。战后西方货币理论，就是承袭了“凯恩斯革命”所代表的基本方向（即以描述货币数量与经济活动水平之间的关系为货币分析核心），并顺应政府货币干预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但是应当看到，在30年代大危机的背景下，凯恩斯的流动陷阱假说，以及在资本边际效率崩溃的条件下，货币金融调节对刺激投资无济于事的分析，确实从根本上动摇了几乎整整一代经济学家对于货币政策的信心。正如托宾所指出的，“大萧条导致了对货币政策之功效的严重怀疑，凯恩斯的理论则提供了一种理性依据，使人们相信，有时候，货币和金融事件对经济活动的进程是无足轻重的。”近代，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承认，弗里德曼是使货币政策和货币经济学在战后又“重获新生”的最杰出的鸣锣开道者。
按照弗里德曼的分析，促成战后货币经济学“重获新生”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经济学界内外都曾估计，随着战争的结束会发生又一次大萧条，因为一旦政府投资和军费开支削减，投资机会稀缺（这被认为是30年代大危机的原因），大量失业和急剧收缩又会降临，从而出现大规模经济崩溃。然而，战后的事实是通货膨胀而不是经济收缩。
第二，战后廉价货币政策的失败。战后，英、美等国制定了符合凯恩斯意旨的低利率政策，为了钉住利率而不惜膨胀通货，然而最终都未能钉住利率却引起通货膨胀。因此，凡采取廉价货币政策的国家没有不以失败告终的，而一旦采取正统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便消失了。第三，从实证研究方面对30年代大萧条原因的重新追究。弗里德曼和施瓦兹的实证研究表明：从-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减少了1/3。可见，联邦储备系统的紧缩货币政策对于造成30年代危机的严重性和持久性负有直接责任。弗里德曼指出，如果凯恩斯知道这一事实真象，他就不会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30年代大危机了。
现在看来，弗里德曼的上述分析不论正确与否，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西方货币理论得以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即，在实践上，社会经济的新问题（如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至少暴露了凯恩斯有效需求原理的“失算”、“乏力”之处；在理论上，广泛的实证研究结果打破了凯恩斯对30年代大危机的诊断的迷信。实践上和理论上的“空位”都需要新的对策和学说来填补，于是，在美国这个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最活跃、最广阔的研究、实验基地，一方面，弗里德曼等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所谓“货币理论上的反革命”，与此同时，托宾等后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理论的研究也迅速发展起来。
结语
所谓“货币理论上的反革命”，是以弗里德曼年发表的《货币数量论－一个重新表述》为标志的。在这篇文章里，弗里德曼宣称，他的理论是继承其芝加哥前辈的货币数量分析的一贯传统的结果，并指出，就“芝加哥传统”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芝加哥学派对货币因素的广泛重视。托宾是凯恩斯的经济思想的忠实继承者，他曾经把凯恩斯的《通论》比作宏观经济理论的“大宪章”，他的早期学术生涯就是从注说和发展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