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南方都市报》（年12月27日），感谢授权转载。
▲陈嘉映近照，王森摄
▲“南都年度十大好书”之一《走出唯一真理观》我们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娇惯的心灵”专题采写丨南都记者*茜为给“南都年度十大好书”发布活动拍摄视频，我们去拜访了哲学教授陈嘉映。他居住的小区位于京西，环境清幽。冬日下午，阳光和暖地照在层层叠叠的书架和黑色钢琴上。家里有一双布偶猫，时常灵巧地在人脚边绕圈玩耍。陈嘉映是一位宽厚长者，也是许多年轻人心中的学术偶像。他精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在学术领域有丰富的创建。他的著作——尤其非学术专著类型——既思力深刻，洞烛幽微，又能阐发明晰，具体切己，很受读者大众的喜爱。今年，陈嘉映的新书《走出唯一真理观》获得“南都年度十大好书”殊荣。这是一本以对谈、采访、演讲和书评为主体的集子，话题涉及艺术与现实、爱情与死亡、教育与洗脑、说理与对话、反思与过度反思、知识分子、人工智能等方方面面，谈话者学识渊博，譬喻精妙，常有令人会心一笑的类比和启人省思的洞见。尤其是与艺术家向京的对话《我们不再那样感受世界》，与刘擎、慈继伟、周濂的《“说理”四人谈》等，是杰出头脑之间的智识交锋，十分精彩。相对而言，我们的访谈没有设定好的主题，大可称之为“漫谈”。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潜在的“主题”，大约是当代人日益挥之不去的“焦虑感”。年，疫情来袭，科学暴露出意想不到的短板；与此同时，隔离挑战了人类心理底线，而移动互联网重塑了“共同生活”的方式；与此同时，行业内卷，打工人面临的生存竞争空前酷烈。在此境况下，阅读何为？思想者何为？陈嘉映当然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这焦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们过分安逸的生活，来自于“娇惯的心灵”——“时代娇惯我们，我们自己也在娇惯我们自己。”我们生活得安逸吗？辩证地看，安逸和酷烈，是当代生活的一体两面。而在陈嘉映眼里，所谓“良好生活”，只能从生存与劳作的直接性中获得。与其被情绪裹挟或在反思中漂浮，他更推崇那个“寻路阿富汗”的英国人罗瑞·斯图尔特——行走是为了“身体和灵*得到锻炼、考验、折磨”，只是为了行走中所带来的一切，就像所有最有意义的事情，就像生活本身那样。“我们是最后一代读书人”南都：能不能讲讲您的个人阅读史？陈嘉映：你要从小时候讲，就跟所有的孩子都一样。我最开始阅读的时候，爱读小说，主要读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类。之后读现代中国小说，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什么《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之类，这些你们可能都不读了。到了中学，更爱读科学类书籍。然后就到了“文革”时期，那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折，我不合潮流，读中国古典，唐诗宋词、司马迁、孔孟。再到后来，去插队，开始跟我哥哥读哲学。那个时候读书更系统，分门别类的，读历史、经济学，读科学，制定了计划读书，一门一门课自学。我们这代人，读书几乎是受教育的唯一方式，那时候也没有电视什么的。在我看，我们是最后一代读书人。以后只会有个别的人一味读书。南都：现阶段您读书主要偏重哪些类型？陈嘉映：多半时间用来读跟正在钻研的问题相关的，现在这段时间跟意识(consciousness)问题相关的读得比较多。谈到意识，你会扩展到身心关系，扩展到因果性(causality)什么的。此外的阅读我叫做闲读，或泛读，我个人兴趣比较大的一块儿是读历史，另一块儿是科普书，都是我持久的阅读兴趣。现在科学分得很细，进展又很快，像我这种没有受过系统科学教育的，想去真正钻研一门科学，既没这能力也没这精力，但感兴趣，就去读科普书。此外当然乱七八糟什么都读，只是读文学比年轻时候少了很多。“科学发展对世界观不会有根本影响”南都：我在您一个访谈里看到，您现在还会蛮时髦地去上网课，比如科学类的，去听《量子力学导论》，为什么有这方面的兴趣？陈嘉映：就是有点好奇心。读书可不就是好奇心吗？在哲学圈里，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人还是挺多的。这么说吧，哲学涵盖很广，在这一端比较接近艺术、诗歌等等，另外一端接近科学。我个人学无专攻，对好多领域有兴趣。南都：最前沿的科学，比如生命科学、宇宙科学、物理学，最终会对哲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吗？陈嘉映：这个问题大家讨论得挺多的，每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在一端，有的人认为这些科学的发展在根本上重塑我们的世界观念，我偏向于另外一端，不觉得科学的常规发展对我们的世界观念有这么大的影响。科学有革命性进展的时期，17世纪、20世纪初的物理学，20世纪中叶以后的生物学，这些时期科学发展对我们的一般世界观念的影响当然比较大。Al的发展，脑机接口，这些也会有影响，不过是以相当复杂的方式产生影响。南都：早两年有一个新闻提到，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修改，使得艾滋病患者的下一代获得病*阻断能力。人为操作人类基因，会带来一些伦理学上的问题吗？陈嘉映：当然，当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重大的伦理问题，到处都在讨论这些问题。尤其像基因剪辑这类技术，跟一般的科技发展不太一样，因为它动到人自己身上了，还不是只动身体，动到了整个的人，整个人格。技术乐观主义者更多看到技术造福人类，甚至会把动到人本身的技术看做对人类的“改善”。我和很多人则担忧更多，很多担忧就在眼前，比如工程技术引发的生态改变，无人机技术可以广泛用于暗杀，基因技术可以造出一种新的“人”。还有一般的社会问题，我读到年12月《自然杂志》上有一篇17位考古学家发表的文章，说是一万年来，技术创新总是拉大财富差距。此外还有这样一种担忧：技术的迅疾发展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料也无法逆转的变化。这可能是更大的威胁，人家问你，你说有什么危险，你说不出，可等大家说得清楚了，已经太晚了。有的危险能说清楚，有的说不清楚，但是都值得高度重视。南都：那么在现在这个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哲学家或者“哲学工作者”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担负着怎么样的责任？陈嘉映：我不觉“哲学工作者”有什么特别的责任。我倒不是说，哲学被科学挤压，已经变得insignificant，所以哲学不用担太大的责任，科学到处受到重视，应该让科学家去担负责任。我更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在传统社会的精神结构中，观念来自上层，圣人们、哲人们，他们workout一些观念，一层一层向下传播到整个社会，影响社会。所以他们有教育社会、引领社会的责任。也许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这样想，比如新儒家的朋友可能会认为哲学家应该有这种使命感。但在我个人看来，社会观念的形成和传播方式早就变了，不是在高层形成观念，一层层往下传播，没有这种社会机制了。你一个大学教师，能有多大影响？一个从事思想工作的人，他在社会上的角色和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还从为天地立心来想象一个思想者的责任，我觉得挺古怪的，不太切合实际。你要说有什么责任，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责任。我指的是，你是一个老师，尽可能把你的课讲得好一点，你写作，尽量写得诚实一点，通顺一点，能深刻一点当然更好。如果你做翻译，尽量把它都翻译正确。我算稍微有一点社会影响，那么对公众讲话，对年轻人讲话，会想着，能够帮助到谁当然最好。有听众，有读者，告诉我他受益，我听到后感到安慰，也就是帮到这个人那个人，谈不到对未来人类社会负有什么特别的责任。就是你一个普通人的责任。“疫情暴露出社会心理结构的脆弱”南都：面对新冠疫情，作为哲学家您有哪些思考？陈嘉映：我不作为哲学家思考。我当然会有些我个人的想法，也没觉得我想得格外多或者格外有意思。想到一两点别人不大说的。比较起历史上的几次流行病，新冠疫情杀伤力不算很大，比如跟年的西班牙流感比，或者跟艾滋病比，当然艾滋病不是流行病，是个长时段的传染病，但加在一起杀死了很多人。但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很多人不知道年的西班牙流感，虽然它致死的人数多得多。不过就过去了一个世纪而已。由此可以说到两点。第一点，年的时候，连抗生素都没发明出来，更别说对付病*的药物了。一个世纪以来，生物学、医学有很大的飞跃，人们越来越相信科学技术的力量，新冠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来的打击，这个打击就特别重，这次疫情特别让人沮丧，引起巨大的心理震动。第二点，人类面临灾难时的心态似乎比从前脆弱了很多。天下承平已久，大半个世纪没有发生大国之间战争这样的灾难。这跟第一点相关，技术发展医学发展也带来了更大的安全感，只是我现在是在谈论更一般的社会情况和社会心理。好几代人都觉得和平繁荣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反观历史，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于是，更容易出现恐慌、指责、敌意，引发更广范围内的的观点极化。这些不是好现象，但也反映出几十年来大多数人的日子过得蛮安定的。南都：我对您说的这一点特别有体会，疫情期间的观点极化和对立，导致大家在网络和朋友圈各种争吵、站队、互相抹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陈嘉映：我相信原因很复杂。社会学家应该会给出更全面的分析。我只提一点，不见得最重要，但别人说得稍微少一点。以前的社会里，人和人的交往是立体的、多层面的。我们是朋友，我们不仅在一起聊天，我们要一起做很多事情——这个你们年轻人可能不大体会——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你要搬个家，必得有几个朋友来帮忙才行。更别说你在农村，要盖房子。人和人共同生活，共同做事，当然也会一起议论，交换看法，互相争论，但这只是社会交往中的一个维度。*治见解啊什么的，见解不同会伤害人际关系，但不见得很严重。你我意见不同，但在很多其他方面还保持着实质联系。时代变得真是非常非常快。到今天，人际交往方式已经完全变掉，日常生活中没有谁真正需要谁，人和人不是立体的、多层面的交往，一大半交往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