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犹太人的数量分布和社会 [复制链接]

引言

17和18世纪时，在神圣罗马帝国里生活着众多的属于小教派的团体，从犹太人、人数较少的基督教团体、操法语的胡格诺派，到“吉卜赛”人和其他的社会边缘人群。由于篇幅有限，今天笔者就先和大家谈谈关于犹太人的一些知识。

犹太人的数量和分布

18世纪末，帝国（包括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少数人群中，有着或占总人口1%的犹太人，是小教派中最大的人群。与此相关，17世纪下半叶时，根据巴滕贝格的统计，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居住着或占两地人口1%的犹太人，而在帝国的其他地方，生活着约犹太人，还不到总人口的0.5%。他们的地位、被允许居住的程度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因神圣罗马帝国法权秩序的多样性，也因有着众多大大小小不同的领地邦国和帝国城市，所以有着很大的差别。如果说在一些大的领地，特别是世俗的领地，但也有几个教会领地和许多帝国城市里，犹太人在中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时遭到驱逐的话，那么也存在着一些犹太人居住区兴盛的领地邦国和城市。

尤其是在众多的帝国骑士领地和影响不大的帝国伯爵小领地里，在许多教会领地、某些帝国城市，以及少数世俗领地（波希米亚和原先属绍恩堡伯爵管辖、自年起为丹麦人所统治的汉堡附近的阿尔托纳）里，他们的才能尤其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有着许多帝国骑士领地和小的帝国伯爵领地及帝国下层贵族领地的法兰肯地区，在18世纪末，居住着特别多的犹太人。他们的人数达人，占总人口的3%。在有些村庄里，如许滕巴赫和阿尔腾昆施塔特，他们几乎占了人口的50%。

在另外一些村庄里，如哈根巴赫，生活着名犹太人，甚至超过了只有名的基督徒，占了人口的多数。在法兰肯小镇菲尔德，按照恩德里斯的说法，18世纪时居住着名犹太人，超过了全镇人口的四分之一。最重要、规模最大的犹太人居住区，也是文化生活发展和开展得最红火的地方，是法兰肯帝国集团内属于班贝格主教区修道院地产的菲尔德。此外还有下萨克森集团的阿尔托纳、布拉格和尼古尔斯堡（摩拉维亚）。下面将对它们作分别介绍。

犹太人的法律地位和社会结构

从年起，生活在德意志的犹太人不断受到排斥，在年到年的这段时间里，他们生活在一个“漫长的危机”中。在这以后，也即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犹太人和基督徒和睦相处。这个小小的犹太小教派的处境得到了彻底的改观，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孤立在基督徒世界之外。不过，他们也逐渐地失去了一个结合紧密、把国内犹太群体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的性质。他们更多的是向其他等级社会的结构靠拢，慢慢分化为各种不同的阶层。另外，在这段时间里，犹太人在社会秩序的框架内，通过邦君和城市当局的治安规定比以前更进一步地纳入当地秩序之中。

如果说在以前的犹太人中垂直的等级关系比在基督徒中更为松散，因为在他们中并不按照等级进行法律上的划分，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教士等级”，那么在年以后，在犹太人中间便已经明显地出现了“阶层的形成”。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着贫穷的无产犹太人，中间是受保护的和容许居住的犹太人，上层是富有的宫廷犹太人和诸侯代理人。后者属于准贵族的、资本雄厚的社会上层，只占帝国内所有犹太人的2%。这一阶层的成员往往在两代、三代人之后上升为贵族，然后大多不再信奉犹太教，而皈依了基督教。

其他犹太人或生活在数量众多的村庄，或生活在城市里，如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或布拉格，常常是居住在与当地人隔开的街区里。为犹太人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何种政治上一法律上的保障，取决于帝国内各领地邦国和各帝国城市的统治者对待犹太人和其他臣民的态度。一般来说，犹太这一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是通过专门的犹太法规来调整的。在“正统的路德教派以犹太教为强劲对手”的新教统治地区，这些法规远不如在天主教统治地区来得宽容。

因为犹太文化，如做礼拜或建造犹太会堂，在新教徒那里是禁止的，只能偷偷地进行。虽然在天主教地区，犹太法规在这些事情上大多比较大度，但对犹太人也有着种种限制。赫尔齐西强调说：“但与新教地区所立法规的不同之处，是这里的犹太人可以一如往常地举行文化活动，对建造犹太会堂也不加以阻挠……与新教教会相反，德国的天主教会不允许举办目标明显的犹太传教活动。”所以在“新教地区”出现了“有着决定意义的、后果十分恶劣的反犹书籍，如艾森门格尔、舒特和约翰内斯·米勒等人写的书”。

在这种一般性情景和倾向中，也有着极大的差别，这里或那里也存在着特殊的情况。一方面是天主教地区在16世纪时驱逐了犹太人，以至根本不容许犹太文化公开存在；另一方面是容许犹太少数民族的新教邦君，如统治着阿尔托纳的丹麦国王和一段时间内的安斯巴赫边地伯爵、选帝侯及后来的勃兰登堡和勃兰登堡一普鲁士的国王，以及拿骚－乌辛根的侯爵。总的说来，犹太人在众多的帝国骑士领地、帝国伯爵领地和无数的教会领地内都享有不错的待遇。其中，这些相关地区的当政者们在物质上的兴趣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数目众多的犹太人也居住在士瓦本的东部，尤其是居住在属于边地伯爵领地布尔高的前奥地利。

这是一个“开放的”领地，但有着复杂且重叠的统治机构。在帝国城市中，只有六处建有大的犹太人居住区，主要是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8世纪末时，在那里的隔离区里生活着约名犹太人，他们在经济生活中起着不小的作用。又如沃尔姆斯，18世纪上半叶，至少住着名犹太人，约占总人口的15%.此外还有格尔恩豪森、韦茨拉尔、施佩耶尔及汉堡。在汉堡，年时有名犹太居民，约占该城人口的5%。另外，哈瑙－诺伊施塔特和曼海姆（选侯国普法尔茨）也各有名犹太居民。在布拉格，18世纪80年代时住着至0名犹太人。对犹太人没有多少好感的启蒙旅行家里斯贝克充满惊奇且不无愤慨地说，他们“可以公开地做礼拜，有着充分的行动自由”，新教信徒却被剥夺了这些权利。

此外，犹太人在班贝格主教区修道院所属的菲尔德，有着一种特别优越，甚至可以说是平等的地位。在此，不妨简短地说一下这个特殊的例子。是菲尔德的复杂统治结构给犹太人带来了好处。这个小镇当时是“三派共治”：一是班贝格高级教区的修道院院长，一是安斯巴赫边地伯爵，另一是帝国城市纽伦堡。为了取得优先权，即对这一地区行使主权，在年至年间，班贝格高级教区与边地伯爵领之间多次发生争执，而纽伦堡却能在推行宗教改革时对该地区施加极大的影响，掌握了对教会的监督权。因此，有着教区教堂圣米夏埃尔的菲尔德自年起实际上成为一座路德派城市。但由三位城市首领分管。新教的安斯巴赫边地伯爵在菲尔德的代表是边地伯爵护卫局，班贝格天主教侯爵主教和大教堂修道院院长派出的是代表大教堂修道院行使职权的官员，信奉新教的帝国城市纽伦堡的派出代表是纽伦堡军队中的军官。

三位城市首领都拥有一块领地，领地上都居住着这个行政区的一部分居民，而这部分居民又是他们的属民。班贝格的属民主要分布在城西，集中在法兰克福路的两侧，部分居民住在集市广场的周边。“勃兰登堡－奥诺尔茨巴赫（安斯巴赫）高级侯爵”的属民成片地集中在城的东南部。归纽伦堡管理的居民主要分布在市中心和教区教堂的周围。分属不同管区的属民们选出主持城市事务的市长。大教堂修道院管辖区选出一名管理经济的市长和两名副市长；纽伦堡管辖区的属民另外选出2-3名市长；从年起，安斯巴赫管辖区也分别推选2-3名市长。此外，居民小组推出各自的市民代表。

鉴于这“三派共治”时常引发摩擦，但通常也得到尊重，因而为少数人，尤其是犹太人提供了生存空间。特别是在17世纪初，他们允许移居到安斯巴赫，更多的是移居到班贝格的领地上。纽伦堡多次对班贝格的犹太政策表示强烈不满，频频提出抗议，但主教教堂议事会不加理会，大力招徕并保护犹太人迁居到班贝格大教堂所拥有的地块上来。给主教教堂议事会带来许多钱财的犹太人获得了许多权利，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几乎拥有了完全平等的地位。不过，在年，班贝格不再允许它的属民选举犹太人担任菲尔德的市长，而以前曾有过这样的先例。除此之外，管理部门在“教区的大小事情上不作任何的区别”。

不过摩擦总是避免不了的。比如年有报道说，新教牧师达·洛赫纳与犹太人“关系很是紧张”。编年史作者对年时的情况是这样写的：“犹太人的数量逐年上升，他们的财富也与日俱增，因而招致邻近城市的妒忌，遭到当时非常正统的新教教徒们的憎恨和迫害。”但是，在年时，在菲尔德还是居住着户犹太人家庭，名商人和91户房东。对这些犹太人有利的是，他们于年起完全处于班贝格大教堂修道院院长的保护之下。

位院长颁布了一个有着39项条款的细则，作为与犹太人之间的“条约”。参加制定细则的犹太人是犹太教师（Parnosse)萨洛蒙·勒夫和西蒙·菲利普·弗伦克尔。这份由教堂修院院长古滕贝格于年3月2日颁布的《菲尔德普通犹太人细则》，比年的《保护总则》在内容上更为全面。如第二十九款强调指出：“因为犹太人在菲尔德长期以来就在基督徒的社区会议上拥有两个市民代表，因为他们像基督徒一样享有传统的社区权利和收益，也平等地参与建设项目的竞争，所以在将来应保障他们的这些权利。”

除了这种异乎寻常的、在城市政治方面的共决权以外，大教堂修道院院长不仅为犹太家庭提供人身保护，而且在交付保护费的前提下还保护他们的财产，给予他们建造犹太会堂和学校、按照摩西律法生活的权利。此外，还允许他们自由选举行政官员，有自己的司法权，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再者，前述《细则》的第四款中这样写道：“他们委派或指定自己的最高拉比、领唱人、学校老师和掘墓人和所有为他们的共有事业所需要的人员，这些人都在受保护之列（每人付佛罗琳保护费），这样就可免去所有的管理费和教区摊派费用，直到他们建起自己的房屋为止。

据此，犹太人与所有其他的市民一样交付相同的费用。”犹太人可以自由经营“小商品和调味品、销售葡萄酒和啤酒”，用收取利息和抵押的方式放贷，而且可以参加“外地的年市和集市”。根据第三十二款，他们可以“在做生意中收取较高的利率”，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犹太人是不可以拥有田产的”。此外，还强调菲尔德的犹太人可以在他们街道房屋的前方拉线或设置栏木，在安息日那天可以让信基督教的家仆料理家务。在菲尔德，18世纪初，甚至到今天还在唱的守夜歌“白天赶走黑暗的夜晚，亲爱的基督徒醒来”，在犹太人的要求下改为“亲爱的上醒来”，理由是他们也承担了守夜人的费用。由此可见，在这里出现了令当时人惊异的宽容。

尽管在古滕贝格男爵去世以后，大教堂修道院院长舍恩博恩于年8月9日颁发的新法令对犹太人的处境不甚有利，但菲尔德仍旧是犹太人这个少数教派可以充分施展他们的才能、从事自己特有文化活动的城市。在帝国，在欧洲，这都是绝无仅有的。犹太人的权利一如既往地得到保障，他们的市民代表到6年为止一直都在市政议会里有效地捍卫着自己的利益，对他们所在社区的独立自治也井然有序。

那时的菲尔德城里建有七座犹太会堂，一所用来培养拉比的声誉颇佳的塔木德大学。该校有博士学位（Meharer）授予权，同时也培养医生；该校还有着自己的印刷厂、医院、澡堂、一家药房、一间社区护理室、一间备用房间（用于需要帮助的人）、一个停放尸体的院子，一个自己的申诉法院、一个犹太人参议会等等。这是令人惊异的状况。根据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规定（以年的宗教状况为准），班贝格这座天主教城市首领的属民所拥有的权利要大大小于犹太人，他们不可以建造教堂，直到年才在大教堂修道院院长的府第里建起一所小教堂。

在上层拉比的逐级领导下，菲尔德的犹太人社区就用这样的方式构成了一个在班贝格高级教区之内的国中之国。由此，在帝国内形成了一个让独特的犹太文化可以发扬光大的特别区域；这种文化在其他地区，如法兰克福、阿尔托纳、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也得到充分的发展。

参考资料：Hartmann,BevlkerungszahlenundKonfessionsverhltnisse,S.,,f..Battenberg,FriedrichaseuropischeZeitalterderJuden.ZurEn-twicklungeinerMinderheitindernichtjüdischenUmweltEuropas,Bd.2.Vonbis.Darmstadt,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