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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动机,分别为制度道德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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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社会责任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历来都受到企业经营管理者和社会各界的重视。目前,社会责任活动已逐渐成为利益相关者评价企业道德水平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

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履行社会责任、对社会责任履行的相关信息进行披露可以产生道德资本,道德资本是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的纽带,不仅能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获取企业生存发展所需的关键性资源,还能在负面事件发生时产生“保险机制”。所以企业有动机履行社会责任,把社会责任履行的动机分为制度、道德和经济三类。

首先,在制度层面。存在两种不同的产权性质是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企业的一大特点。国有企业有着双重的经营目标,除谋求自身的盈利和发展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帮助地方政府分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协助地方政府维持一方的社会稳定、促进就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国企高管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同时也是政府官员。

国企高管的调动和升迁也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我国是转型中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政府对资源分配具有绝对的主导权,资源稀缺性和资源禀赋的约束决定了政府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无法照顾到所有企业的需求。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就成为转型经济体中民营企业获取资源的重要方式。因此,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捐赠方面也表现得更加慷慨。

张建君则从实质制度和现象制度这两条主线出发探讨外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底层逻辑。毕茜等以属于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具有促进社会责任履行的作用,而良好的公司治理对二者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

其次,在道德层面。已有文献对于企业是否需要履行社会责任有较大的分歧,支持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战略性的行为,企业的成功需要依托社会责任行为来实现。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对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利益负有道德责任,因此企业管理者在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倾向于遵守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证明企业是具有社会责任的。

如果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举措中投入精力和资源,以提高企业的声誉,它们将继续维护和管理这种良好声誉。这是因为建立稳固的声誉是一个困难、昂贵和耗时的过程。此外,声誉是极其脆弱的,而公司的一些小错误,如不公平、不诚实或其他不负责任的行为,都将使之前所有的努力付之一炬。

因此,那些声誉良好的公司会更加爱惜自己的羽毛,并且更愿意继续进行声誉投资,以维持和获得更多的声誉效应。因此,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导向的公司有强烈的动机以负责任和道德的方式行事,因为这些行为对他们有利。

而反对者基于代理观,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是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的实现途径对企业资源一种不负责任的使用,对管理者有益而并非对公司有益,牺牲企业的有限资源以谋取私利,具体表现为管理层为提升个人声誉和社会地位而进行慈善捐赠,或通过模糊或不透明的信息披露来隐藏他们的私利追求或不道德行为。

Chakravarthy等的研究表明,当公司在发生故意的财务错报后,管理层会倾向于投资社会责任来恢复企业声誉。高勇强等发现民营企业利用慈善捐赠转移公众注意力以便掩饰社会责任缺失的行为,从而缓解外界所带来的压力,是“绿领巾”而非“红领巾”。

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避税工具,在民营企业中捐赠额度与避税程度正相关,在具有政治关联和法制化进程更高的地区更是如此。李四海等则探讨业绩下滑和亏损的企业如何通过慈善捐赠对利益相关者释放信号并降低他们的风险感知,并依旧对企业不断提供资源。

最后,在经济层面。社会责任履行具一定的广告效应,可以提升客户对品牌的辨识度和忠诚度,是企业实现产品差异化战略并获得竞争优势的战略手段,会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获得优厚的利润回报。企业社会责任能提升客户满意度,客户满意度已被广泛证实与企业的盈利能力正相关。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消费者对某类产品的偏好强烈地受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影响,这种偏好又会直接为企业带来营业收入的增加。

以上均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动机。Carter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建立声誉资本,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保险机制”使其免受负面事件的影响从而保持企业财务业绩的稳定。当负面事件发生时,公司可能会受股东和消费者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严厉惩罚。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良好的公司通常面临较少的指控和较轻的处罚。

除上述因素外,沈洪涛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和在信息披露要求越严格的环境下对社会责任履行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王建明以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属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以及外部监督压力越大时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会更加充分。

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大都从企业自身特征(如盈利能力、企业规模、成长性)、内部公司治理、外部宏观环境(如制度环境、产业政策、经济周期、所处行业、货币政策)这几个方面出发考察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成因和特点。

企业自身特征。盈利能力:静态权衡理论认为,盈利企业应借入更多的资金,发挥负债的税盾作用,使收入免受税收的影响。在代理理论框架下,盈利企业往往存在严重的自由现金流问题,因此需要一定的负债来约束管理层的自由裁量权。然而,融资优序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盈利企业的负债率会降低,因为持续盈利的企业会积累支持投资的内部资金,继续向外寻求债务融资的可能性会降低。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均面临一定的外部融资约束,Chang等认为我国企业会更重视留存收益在投资中的使用。关于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现有研究也表明,负债率和盈利能力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负相关关系。

国外大多数研究结论都支持负债率随着盈利能力的增加而降低基于动态权衡模型而推断负债率和盈利能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外,我国企业的权益再融资对盈利有一定的要求,因此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在权益再融资时具有更多优势,也越倾向于采用股权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因此,负债率与盈利能力呈反比。

企业规模:大企业往往是多元化经营的,并且具有稳定的现金流,所以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权衡理论认为,与规模较小的企业相比,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更高的负债率。美国的大多数实证研究表明,公司规模与负债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权衡理论。与美国的证据一致,现有的中国研究也一致地观察到规模更大的企业可能具有高负债率。

成长性:关于负债率和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存在分歧。具有高成长性的公司往往存在较小的自由现金流波动和较高的债务违约成本。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在财务困境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在股东和债务持有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从而导致高代理成本,为避免上述情况成长性较高的企业应适当减少债务,因此负债率与企业成长性呈现负相关关系。

然而,由于我国政府对股权发行的严格限制,拥有大量增长机会的中国企业可能无法筹集足够的股权来为其增长提供资金。因此,成长性较高的企业主要通过借贷为其项目提供资金,从而在成长性和负债率之间形成正相关关系。

内部公司治理。对于大多数我国上市公司来说,由于存在最终控股股东。我国企业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存在于中小股东和控股股东之间。由于执法环境和公司治理相对薄弱,与负债相比,控股股东通常将非控股股权视为“免费”的融资来源,因为非控股股东对控股股东不具有约束力。只要新股权不威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控股股东就更偏好股权融资而非负债融资,因此大股东持股与负债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其次,由于我国缺乏有效的监管和薄弱的制度环境,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也十分严峻。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债务减少了管理者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流,缓解了这类代理问题。持有更多股份的经理人其利益与股东有效地保持一致,从而减少了股东利用债务缓解代理问题的必要性。因此企业负债率与管理层持股呈负相关关系Chang等。

外部宏观因素。制度环境。产权性质:政府为国有企业提供隐性贷款担保降低了国有企业财务困境的成本。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可以提高负债率。不仅如此,国有企业在股权发行方面也可能面临较少的约束。这种股权融资优先权可能导致国有企业向银行借款的金额减少,从而降低负债率Firth等。

法律与市场化进程。一个经济体的制度环境,如法律和债权人保护,可以明确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促进债务契约的执行,从而影响借贷成本。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影响破产执行的有效性和收回债务的难度。我国各地区在法律和制度完善程度以及市场化进程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债权人更愿意向处于市场化进程更高的地区的企业提供贷款(且利率更低)Li等。

产业政策。张新民等研究发现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更易以此为条件与银行建立联系并获得银行信贷资金。与之相反,祝继高等研究发现,不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有更强烈的意愿与银行建立联结。

经济周期。Frank和Goyal研究发现,企业负债率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不仅如此,他们还观测到预期通货膨胀与美国的企业负债率正相关,并将其归类为企业负债率的核心决定因素。在我国,银行利率受到严格监管,经常导致实际利率为负。因此,企业可能会借入更多的资金来利用隐性利息补贴。

纪敏等研究发现,经济周期是影响企业是否过度负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经济复苏阶段由于资产的价格涨幅较大会带动企业进行大规模举债,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的举债热情只增不减有过度负债的倾向,当经济到了停滞衰退期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债务问题不断爆发,企业之前举债难以为继不得不停止举债使负债率下降。

行业性质。任泽平和冯赟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负债特点不一致,传统行业由于有较强的周期性,更易产能过剩并过度依靠政策支持向银行等信贷部门举债,因此负债率偏高还债压力较大;而新兴产业由于依托技术支撑产品的市场需求旺盛,在有资金需求时主要依靠股权融资,因此,负债率更低。

郭鹏飞和孙培源研究发现处于管制类行业的企业由于经营具有垄断属性利润丰厚,因而负债率较低。苏冬蔚和连莉莉则以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为背景,发现处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在此背景下获取长期贷款的难度和成本大大增加。

货币政策。由于我国债券市场的发育不完善,企业通常在有融资需求时寻求银行贷款。企业的信贷决策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左右。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间,政府会发布政策使银行减少贷款数量。在此种情形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可能无法借入足够的企业生产运行所需资金。在货币政策扩张期间,政府允许银行向市场提供大量贷款,因此企业可以轻松获得贷款Cha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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