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人类依靠劳动得以生存，不劳而获的食利者违反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劳动始终是一种朴素而真实的人类道德信用。历史上几乎所有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有过对食利者以道德谴责的制度习惯，宗教典籍如《圣经》、《古兰经》都禁止利息。但这并不能阻止“权力信用”的侵蚀和渗透，更无法改变商品社会带来的“经济伦理”和资本力量的冲击。不可否认，在传统货币时代，利息促进了传统货币的聚集，对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现代货币对人类生存的作用已不同于自然经济时代，现代货币本质的改变要求人类必须对现存的“利息制度”进行客观的重新审视和定位。
例如，现代社会发展的产业政策问题。社会信用的有效增长主要来自实体经济的有效增长，保持国民经济发展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均衡，直接关系市场供需关系的总体信用结构均衡，并非第三产业的比重越大越好（这种认识曾成为货币化社会的潮流）。在整体经济中，不劳而获的利息收入总量大于劳动创造实物商品的总价值量。如美国近14万亿美元GDP的75.3%是由服务业创造的，劳动制造业占15%，产值2万多亿美元，而美国国内债务总额为50多万亿美元，每年要向私人银行美联储支付的利息达2.2万亿美元，真可谓荒唐经济。
而利用凭空创造的信用货币贷款获取大量利息收入，简直是荒唐加罪恶。广大劳动者在现代货币总量增长无度的金融体制里，储蓄所得利息就如同“拿八碗米去换九碗粥”；而没有存款的劳动者身处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就像看着“大风卷走自己地里的粮食”无可奈何。散户炒股如同“信心对赌”，最终到手的少、损失的多。现代货币社会中，“权力”总占有大量现代货币及巨大的信用货币所有权，在社会现代货币总量中占有的比例远远大于广大消费者所占有的比例，在法律制度缺乏有效约束力的情况下，利息制度只会使现代货币要素更多、更快地集中到少数人和社会“权力寻租”拥有者手中，不可抑制地滋生“权力腐败”，并进一步加大社会贫富阶层以及收入分配差距，使有效需求现代货币量在社会现代货币总量中的比例下降。
现代货币市场供需比例失衡加剧，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作为现有商品所有权、使用权代表符号的现代货币，如果在利息制度作用下因资源分配失衡、供需失衡而产生了经济危机，国家权力信用或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绝不愿意直接向需求方（广大劳动人民）转移现代货币以增加有效需求，只会采取财政紧缩、削减政府开支、增加税收或大规模举债、实行“量化宽松稀释现代货币需求压力”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借助货币政策工具剥削劳动人民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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