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债就是脱险。
——英国谚语
昨天，坤鹏论在《战争是债券之父今天说说债券史》和老铁们聊了债券的历史。
这其实就是我认知事物的一种方式，尽量从其源起开始，并梳理清楚它的发展历程，这样再将目光收回到当下时，就会对该事物有了更加清明的认识。
今天，就来谈谈债券，特别是国债的意义，其风险指标，与股票投资的关系、国债的类型等。
年全球债券总市值约为90万亿美元，而截至年2月末，中国债券市场债券余额约13万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
相比之下，年全球股市市值为74.31万亿美元，而我大A股年总市值48.93万亿元，都和债市市值有不小的差距。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年是多年来全球金融资产表现最差的一年。
昨天，我们知道了债券源起战争，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债券基本也只为了战争。
因为那些日子里，伟大的凯恩斯还没有降临世间，各国政府单纯地不懂和平时期也能寅吃卯粮，即使搞财政赤字和借债，也往往是在战争时期，比如：羸弱的欧洲政府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
一、中国皇帝为什么不借债
农耕时代强大了0多年的中国，因为一直富足不差钱，所以，在金融技术要远远落后于欧洲。
比如：国债这么好的金融工具，一直到了清朝末期才开始发行国内公债并大量举借丧权辱国的外债。
不过，中国最早的国债可以追溯到战国末年，那时候的周天子——周赦王为了联合六国讨伐秦国，向洛阳的地主、商人和乡绅借了一笔钱，然后立好了字据，承诺战争结束后连本带息一起还清。
到了和六国约好的日子，周赦王带着人马到了集合地点，结果除了楚、燕二国外，其余各国毫无音信。
于是，抗秦攻秦的计划只好作罢，已集中的人马也各自散去。
秦国得知周天子要联合关东六国抗秦伐秦，那还了得，岂能善罢甘休，便命令大军攻打周天子。
秦军打到王城，周赧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新城。
之前的债主们一齐赶到新城向赧王讨债，赧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逃债台”、“避债台”。
自此也就诞生了一个叫债台高筑的成语。
为什么中国的皇帝们不爱借钱？除了中国一直相对富足外，坤鹏论认为还有以下原因。
重农轻商的儒家思想一直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历史。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会文武世，货卖帝王家，这样的思想一直牢牢地统治着中国历代人民。
甚至有人质疑道，如果要花6年的时间来记忆中国典籍，爱迪生还能不能对电力产生兴趣。
本来搞商业都会被认为家门不幸，下九流，仕农工商排最后，商人重利轻别离，再去从事玩钱的生意，那简直对不起列祖列宗。
做事，做什么事，往往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会起很大作用，正是这样的因素造成，即使面对显而易见的利润，大多数人也要三思而行。
聪明人都去读书考取功名了，再加上人们的心理排斥，商业界的整体智商与文化水平就会落后，商业和金融创新自然而然也就难以产生、发展。
而且，历史上的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封建王朝，皇帝天下至尊，一言九鼎，让人世间最高贵的天之娇子向老百姓借钱，对于皇帝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比如：辉煌的宋朝，政府在面对军事危机时，都没有发行债券，而是印刷了更多纸币，搞通货膨胀，甚至有的朝代则直接往银子、铜钱里面掺假，变相通膨。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我撒币的道理，哪有我借钱的理由！
再说了，看看周围那些小破穷，估计想借也借不来。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古代的帝王术，他们深知商业的利与弊，定下了可用之，不可重用之，用过之后，甚至可以宰之。
皇帝从小就被教育，商人重利，利大后心必大，心大则会谋权，用利获取商业之外的利益，第一就是政治。
可以说，中国大多数朝代应对财政危机的方法是利用通胀，而不是给老百姓画饼将支出转到未来。
即使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宋朝政府也没有借款，反而是把款贷了出去，这一做法对时间观念和国家发展有着微妙的影响。
在中国，从《管子》的时代开始，政府就被认为应该提供战略性的经济准备金，这是保持经济流通的能力，是一种有力的工具，在自然灾害和军事危机发生时它能够让民众自保，而财政部门的责任就是用好这笔准备金。
在后世的研究中专家认为，中西方金融制度出现分流的时间点就在宋朝，在欧洲国家意识到人们对于债券的惊人需求时，当时的大宋还没有发展出国债机制。
还有专家研究后认为，中国古代的财政政策相当厉害，成功地解决了包括统筹规划、资源分配和风险转移等种种难题，中国找到了实现货币化和促进市场发展的途径，大部分时间不会拮据到借钱渡日。
历史学家认为，宋朝时的中国堕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中国农业在第一个千年太过繁荣，以致没有对进一步革新的需求，相反，欧洲的起步水平较低，因此有更加强烈的快速发展科技的需要。
而新技术从创新到普及，需要有强力的资本施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术，而欧洲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商业银行和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已经存在了至少年，当19世纪时的铁路公司想要募集资金来铺设铁轨、制造车厢时，它们能够联系到一大批愿意为未来的稳定现金流支付大笔金钱的投资者——那时已经存在投资机会的需求和能够开发满足需求的产品的系统技术。
相反，中国很少用有组织的方式来将个人投资者的资本和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联结起来。
二、凯恩斯主义助力国债
让我们再回到债券和国债的话题，和平年代以来，国债一直是各时期经济学家
